一次心理測試引發的官司
一次心理測試引發的官司。心理咨詢并不是一種告訴求助者如何解決問題的行業，也不是一種幫助人們快速消除癥狀與解除痛苦的專業。要能從心理咨詢獲益，求助者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一步一步地認識自己，一層一層地了解自己，一點一滴地變化自己。
北京京西國際學校是國內備受推崇的國際學校之一，偏向歐式的教育方式、偏向美式的管理方式，讓許多中國家長心生向往。不過，京西學校自2013年來，卻卷入了一起侵害學生人格權的訴訟之中。今年2月底，京西學校站在被告席上。校內心理咨詢師為一名美籍初中生所作的“自殺及他殺傾向性測試”，飽受社會爭議。
京西學校是一所純國際學校，在心理咨詢方面的傾向和國內學校有所不同，但我國從小學至高校的“心理咨詢室”遍地開花。雖然心理教育的集體取向極強，但是單獨咨詢的個人取向依然存在。京西學校的糾紛讓更多的中國家長意識到，經常被視為“思想品德教育”的心理咨詢，其實還有另外一道“單獨咨詢界限”的邊界。
心理測試導致退學
2013年7月，15歲的美籍初中生哈利以人格權被侵害為由，將京西學校訴至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索賠經濟損失及精神撫慰金共計600萬元。哈利母親在起訴書中稱，哈利從2009年起在京西學校初中部就讀。2013年1月，學校以哈利缺課以及與同學關系處理不當為由，在未征得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給孩子做了“自殺及他殺傾向性測試”。此后，學校以此測試結果為依據要求哈利退學。
今年2月底，朝陽區法院第一次開庭。除了一次短暫的休庭，這次開庭從上午10點15分，一直持續到晚上7點半。
庭上，哈利的母親情緒十分激動，“學校的心理輔導老師克里斯和哈利面對面，問他 你想殺人嗎? 孩子說， 不想。 真的嗎? 孩子說 真的。 你要說實話! 等等封閉式詞語，逼迫孩子最終說 是 ，誘導孩子承認有 自殺 和 殺人 傾向。”學校以該測試結果為依據，要求孩子退學。隨后，家長帶孩子到其指定的北京和睦家醫院進行專業心理評估。一個月后，評估結果只是懷疑哈利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
這里交代一下：所謂阿斯伯格綜合征，是一種主要以人際交往和語言交往困難，局限而異常的興趣刻板行為模式為特征的神經系統發育障礙性疾病。不過，阿斯伯格綜合征患者大部分都有正常、甚至高于正常水平的智商，英國的歷史名人傳記研究者推斷牛頓、愛因斯坦、米開朗琪羅、比爾·蓋茨、約翰·納什等智商超群的人，都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
哈利的母親稱，哈利是一個很正常的孩子，在美國讀幼兒園和小學時還當過班長，他只是有些內向，不愛說話。被“測試”出有自殺和他殺傾向后，孩子暴怒，一直稱“學校在騙人”。后來阿斯伯格綜合征的評估結果出來后，哈利認為自己可以重返學校，但依然被學校拒絕。哈利長達4個月無學可上，精神受損，在家砸東西，說學校在騙人。
哈利的鄰居呂女士出庭作證，認為這次心理測試和退學給哈利帶來了惡劣的影響，“哈利是個很正常、有耐心、細心的孩子，曾給我9歲的女兒做過英語家教，我們都很喜歡他。”但自從他被禁止上學后，“就天天待在家，也不搭理人了。有次路上我看見他和他打招呼，他溜著墻根就走了。去年暑假，他從美國回來后和我遛了一次狗，我感到他說的話很負面，以前他說話不是這樣的，我覺得他還沒有邁過這個坎兒。”
哈利的母親說，因為國際學校在接收學生時會參考前一學校的推薦信，最終，家長只得根據該校的推薦，送孩子到美國一所特殊學校就讀，以醫療孩子受到的心理傷害。從去年4月份至今，哈利所花掉的心理治療費、交通費等已超100萬元，哈利還需繼續留美學習，大致需要500萬元。考慮到家長也要承擔一部分，哈利母親將經濟索賠定為300萬元。“京西學校對哈利進行的自殺和他殺傾向性測試，對孩子的損害可能是終身的.，不可逆的。如果在美國，標的應遠在500萬元以上。”
面對哈利的指控，被告律師辯稱，京西學校對原告沒有任何侵權行為。在2013年1月11日，是哈利主動找到心理輔導老師克里斯談話。哈利平時情緒低沉，總是逃課，和同學關系不好，克里斯和他談話也只有半個小時，了解到他有自殺和他殺傾向�？死锼惯�建議他去作專業評估。
克里斯認為自己對哈利所進行的測試是正確的，是為了學校的老師和孩子們的安全著想。他的問題主要涉及到是否想傷害自己和別人、是否有傷害他人的具體計劃，“這是一個正常的問題，在美國也常這樣問。”鑒于測試結果顯示哈利具有危害性，學校才建議家長帶他到專業的機構去測試，以確定他危險的等級。
京西學校稱，學校也從未要求哈利退學，只是考慮國內并沒有該類心理治療的專業機構，這才建議哈利轉學，并為他推薦了學校、出具了轉學手續，已經盡到了一個教育主體的義務。
資質模糊和原則缺失
針對這一案件，“關于學校能否對在校學生作心理測試以及如何組織測試的問題，目前我國現行的教育法律并沒有規定。但從常識上看，心理測試是一個很專業、很嚴肅的問題，尤其是在它被用作一種對未成年學生的教育手段時更是如此。我們有理由要求，校內咨詢教師應該具有心理咨詢師的資質。”教育法專家、著有《教育律師的忠告：例說中小幼教師必知的75條法規》一書的雷思明告訴記者。
我國對心理咨詢的規范較晚，2000年以后，心理咨詢才被視為一種正規的治療，其從業人員必須要具備心理學、教育學、醫學其中之一的本科學歷，并要通過國家人社部的專門考試。不過，校內的心理咨詢老師卻并沒有被硬性規定必須要有此資質。由于中國心理健康教育最早從思想政治教育中分化而來，早期的心理咨詢老師主要來自于思想政治教育隊伍。隨著心理健康教育專業化的建設，有許多心理學畢業生進入了這支隊伍，他們中的大部分擁有心理學專業學位，少部分由思想政治教育背景轉崗而來，都接受過上崗心理咨詢訓練。不過，“除少量的精神科研究生，還有部分臨床醫生參與衛生部組織的心理治療師資格考試外，很多人并沒有受過嚴格的臨床專業訓練。”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理咨詢室鄭建民醫生認為。
由此，中國學校的心理咨詢室，主要工作在于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如課程、講座、學生活動等，其次才是提供心理咨詢。這使得中國學校的心理咨詢注重集體主義取向，即面對整個學生群體，但專業心理咨詢師必須要遵守的職業道德卻常被忽略。
山東理工大學副教授、心理學博士張愛蓮調查了145名有從業經驗的人員，發現其職業倫理意識總體較強，但在知情同意方面意識較弱。比如“不向來訪者透露測試目的”、“未經來訪者同意進行錄音”、“不向來訪者說明保密原則受限的情況”、“向自己的學生或被督導者提供咨詢”等。廣州向日葵心理咨詢中心負責人強調，保密原則必須在第一次咨詢時就要告知咨詢對象，其信息和檔案除法律要求外不會外泄，“同時也要告知幾種保密受限的情況，如咨詢對象有殺人和自殺傾向、咨詢師有證據假設兒童、老人受到了虐待和傷害，不過這種信息暴露也必須針對相關的機關和部門，向社會公開會造成對當事人的二次傷害。”
“結果論”的手段受到抨擊
張愛蓮認為，在中國學校里，對學生自愿接受心理輔導、對測試結果的看法與處理方式、請家長及老師協助工作時的表達方式和權限管理都有待加強。
長期為學校教師提供培訓的博雅心理咨詢研究中心通過日常工作了解到，有些學校、家長有傾向于使用心理咨詢來改變成員或學生的想法，這是嚴重誤用心理咨詢的現象。例如，學校把違規記過的學生轉介到輔導室或咨詢中心，希望咨詢老師可以有效地改變學生的違規行為。“心理咨詢不是用來統治，或用來改變組織成員的工具。最能受益于心理咨詢的人，是那些自愿求助的人，因為心理咨詢并不是一種可以強加于人的藥物或勞動。心理咨詢對求助者有許多的要求，如果求助者不愿意配合，那么將無心理咨詢可言。心理咨詢與一般助人工作最不相同的地方是，心理師通過良好的咨詢關系來幫助求助者，增進其自我覺察與自我了解。心理咨詢是一種自我覺察的工作，別人無法取代。”其負責人表示。
“慢工出細活”這句話相當適用于心理咨詢工作。接受心理咨詢的人，不僅要出于自愿，而且也要愿意花時間與預算來進行心理咨詢。心理咨詢并不是一種告訴求助者如何解決問題的行業，也不是一種幫助人們快速消除癥狀與解除痛苦的專業。要能從心理咨詢獲益，求助者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一步一步地認識自己，一層一層地了解自己，一點一滴地變化自己。求助者的個性與行為問題經過多少年的醞釀而產生，自然也要花費大約相等甚至更多的時間去調整與改變。通過心理師的協助，求助者可以顯著地縮短精神痛苦與問題改善的時間。
因此，通過心理咨詢發現學生的異常狀況，并不意味著心理咨詢的結束，而只是一個開始。同時，因異常而決定進一步進行的心理測試，也需要嚴格的測試程序和判定。并非針對全體學生而是目標學生的心理測試，必須要經過監護人的同意和在場，而測試結果同樣也不代表最終結論。
“我國的心理測試的模板都是用國外的，再由中國專家結合實際進行匯總分析產生，不能說100%準確。”有豐富心理測試經驗的仁助社工事務所法人安娜說，這種測試模板只是一個手段，并不十分準確。如果在測試中發現孩子有嚴重的危險傾向，必須進行進一步跟進、評估才能下最終結論。
安娜介紹，目前事務所和多家學校合作，給孩子們做的模板中也有關于自殺傾向的問題，大概內容是你是否曾經有過自殺的想法，如果有學生選擇“有”，那么心理專家會認為其是潛在對象，會通過約談的方式了解學生這種想法是否真的有行動性，并進行動態跟進、心理干預。而因為學生出現自殺傾向就予以退學的處理手段，在學界并不能得到認同。
不過，予以退學并不能作為學校侵權行為的最大證據，“校方對學生的心理測試是否給學生本人造成了實際的損害后果?這需要學生出具醫院或者鑒定機構的診斷證明，既要證明造成了某種具體的肉體或者精神上的損害后果，還要證明這一后果是由校方的心理測試行為所引起的，兩者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如果學生一方不能舉證證明這一事實，則要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雷思明說。
美國高校的心理商討
和我國的心理咨詢只有十幾年的歷史相比，在世界范圍內，自二戰之后就開始在校園內推行心理咨詢的美國被認為是校園心理咨詢的佼佼者。早在1968年，幾乎有三分之二的心理咨詢師服務于教育機構，從事教學、服務和管理工作。其中，美國高校由于面對心理問題更為多樣化的青年，其心理咨詢的角色功能和隊伍建設對中國學校目前并沒有十分重視的個別心理咨詢很有借鑒意義。
清華大學心理咨詢中心主任李焰研究認為，美國高校咨詢中心扮演著三個基本角色：對需要心理關注的學生提供咨詢和治療、輔助學生有效達到教育和生活目標技能、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和發展的人文校園環境。因此，最重要的角色是提供個別心理咨詢服務。咨詢師要提供促進學生需要及個人發展的教學和商討活動。商討指的是管理者、輔導員、學生家長從人性發展角度提供建議，有別于專業心理咨詢的咨詢(CONSELING)。
美國高校心理咨詢隊伍由專業員工和支持員工組成。心理咨詢和治療功能必須由專業員工完成。他們一般具有咨詢員教育、咨詢心理學、臨床心理學、精神病學和社會工作領域的博士學位，支持員工也要進行心理咨詢專業的基本訓練。高校咨詢中心每隔一段時間都要主動接受心理咨詢協會的資格評估，評估結果會在網上公布，如規定每1000到1500名學生配備一名咨詢師，咨詢中心主任要博士畢業等等。
和中國學校相比，美國高校咨詢中心的使用率非常高，這也是學校宣傳和鼓勵學生重視解決心理問題的結果。美國高校學生使用心理咨詢中心的比例在5%至10%，斯坦福大學在校生約一萬六千人，咨詢中心每年接待8000多人次，約有1500名學生使用咨詢中心。
美國高校咨詢中心員工必須嚴格遵守美國心理學會等五個國家級學會的倫理守則，其倫理守則與我國心理咨詢師普遍遵守的職業道德相似，一般包含對來訪者保密的要求以及在何種情況下打破保密限制的說明;對使用和解釋心理測試的倫理標準;對人做試驗的倫理要求;對個案記錄的法律和保密要求等。一旦違反法律，任何人都有權向當地法院提交訴訟。李焰表示，學生投訴或狀告學校的比例并不是很高，2007年，美國273所高校有3起學生投訴咨詢中心的事件;2008年，284所高校中僅有2起針對咨詢中心的法律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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