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買辦
改革開放后，外資和外資企業像潮水一樣涌入國門，給中國來帶了產品、技術、資金、理念和就業機會。由于雙方隔絕太久，初來乍到的國際資本，不熟悉中國的文化和游戲規則，亟需既有中國文化背景又懂國際規則的本土高端專業人才為他們打理疏通。于是新買辦就應運而生。他們大都受過良好教育，有專業知識和經營管理頭腦，精通外語，接受能力強，懂國際商業規則。經過歷練與磨合，他們逐漸擔當起各國際大資本中國大區甚至亞太大區的總代理，公司被經營得有聲有色。他們掌握著很大的公司經營的各項權力，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的市場和官員。他們在經濟收入上也與國際接了軌，處在“工薪階層”的寶塔尖，又被稱為“金領”，是高消費的新貴。新買辦，為引進外資并高效運作，為引進新產品新技術，為中外經營理念和企業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國家高級專業管理人才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強大后備軍。
自由職業者
在計劃經濟時期，不但標準化的物質生產被納入計劃，個性化的勞動創造也被歸入計劃，這兩種勞動者都有“單位”的歸屬。改革開放后，隨著物質生產的逐步市場化，藝術活動也逐漸走向市場。從事個性化藝術實踐的人們有了更廣闊的舞臺。許多人脫離了原來的單位，更多的年輕人則從踏進社會的第一天起就根本沒有單位，而成為所謂的自由職業者。他們沒有單位歸屬，也沒有工商執照，完全靠自己的個性化專業技能謀生。
自由撰稿人。上海時期的魯迅，除稿費外沒有其他經濟收入，屬于當時的自由撰稿人。建國后的巴金，雖然擔任過很多職務，但由于他個人的堅持，不拿稿費以外的工資，也屬于自由撰稿人。當今中國文壇的王朔、余華等許多知名作家都是自由撰稿人。還有更多一天寫一集，一個月能寫一部電視連續劇，按集數收費，被稱為“寫手”的人，也是自由撰稿人的一員。他們要么有特立獨行的思想，天馬行空、指點江山;要么善于市場化的商業包裝，迎合大眾讀者不斷變化的閱讀口味。
自由演藝人。自改革開放以來，影視、戲劇、戲曲、曲藝、音樂、舞蹈和節目主持等業內人士，紛紛脫離原單位成為自由演藝人。而更多通過各種途徑脫穎而出的新人，則直接加入到自由演藝人行列。他們的收入主要來自演出費和碟片銷售。某些明星的出場費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是社會中的高收入人群，也是竭盡奢靡的高消費群體。另外，那些靠賣字畫和照片為生的書法家、美術家、攝影家和從傳統畫家中派生出的動漫畫家也屬于自由職業者。藝術的市場化需要規模效應，它帶來了通俗化娛樂化;市場規模又需要明星效應，它制造了前赴后繼的追星族。通俗藝術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既豐富了文化生活貢獻了經濟增長，似乎也多少麻痹了人們應有的生活敏銳。
掮客。在新技術、新產品、新知識層出不窮的信息爆炸時代，由于市場足夠大，時常會造成局部時空的信息不對稱，這時，信息就成了財富。誰站在信息高地，掌握并善于利用信息，及時溝通信息的供需雙方，誰也就掌握了財富。他們就是活躍在社會各個角落的當代信息掮客，也是自由職業者的一員。
另外，民間的職業證券投資者和房產投資者如楊百萬等，也屬于自由職業者。
新白領
隨著境外資本的大舉進入、私營企業的發展壯大、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和內部結構的調整，隨著金融證券咨詢傳媒等第三產業的蓬勃興起和部分國有事業的產業化，隨著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實施，一個新興的包括企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事業單位從業人員、記者、醫生、教師、普通公務員和知識分子的階層——白領階層，在沿海經濟發達的大城市應運而生。
白領是個外來名詞。在歐美，人們把工薪階層分為藍領和白領，在第一線直接從事產品生產的叫藍領，在第二線從事技術、行政和經營管理的則叫白領。在早期工業化時代，企業中藍領的人數要大大超過白領，第二產業的規模和從業人數也超過第三產業。進入后工業時代，特別是進入信息時代，企業中白領的人數大大超過藍領，第三產業的規模和從業人數也大大超過第二產業。于是，大城市的社會人口結構，白領成為了主流�，F在的中國，也開始進入了這樣的發展時期。
白領，從本質上來說，也屬于雇傭勞動者，只不過，他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或一技之長，從事著企事業單位的技術、行政和經營的管理工作。雖然，他們有著較為豐厚的收入，但他們早出晚歸，為了工作、薪水和體面的生活，經常無償加班，看老板的臉色行事，承受著巨大的工作壓力。老板永無止境的利潤指標，上司苛刻挑剔的冰冷眼神，還有每年大批從各高等院校畢業的求職者，讓他們心中的危機感總是揮之不去。在成為房奴、車奴的同時，身不由己的成為剩余價值的犧牲品。
白領，時尚消費的主體，網絡文化的主流，知識經濟的生力軍，并正在成為政治生活的風向標。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于農村、中小城鎮或大城市的底層，雖身居豪華寫字樓，但內心深處仍有著強烈的平民意識;他們眼界開闊、思想活躍，有著比較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責任感，是新思想、新潮流的倡導者。
個體工商戶和個體勞動者
自改革開放以來，這是兩個迅速膨脹的階層,并與我們的生活越來越息息相關。遍布城鎮街頭巷尾的服裝鞋帽店、禮品文具店、飯館酒吧、五金家電建材店和各種小作坊等經營者都屬于個體工商戶，有家庭經營，也有雇傭數個幫工的，主要從事商品流通和小制造業。他們大多溫飽有余，有的還達到小康以上，但市場風險也較大。同樣遍布城鎮大街小巷的自行車修理攤、家電鐘表維修鋪、飲食小吃攤、裁縫鋪、小發廊等經營者則屬個體勞動者。他們一般為家庭經營、最多雇一、兩個幫手。個體勞動者本錢小，勞動密集度高，自己參加全部勞動。他們衣食基本無憂，但勞作辛苦。在改革開放之初上述階層大都源自社會閑散人員和返城“知青”，后來大批國企下崗職工和鄉村進城人員加入了進來。下海之初，他們大都抱著發家致富的夢想，經過摸爬滾打，也確實有人做大做強成了資產階級，但大部分人仍然過著辛勤勞碌的生活。他們的網點分布、營業時間、價格靈活和服務態度都是原來的公有經營所難以比擬的。他們在給城鎮居民帶來各種生活便利的同時也自食其力地養活了自己，還為國家創造了一定的稅收。但由于他們高度的分散性，而成為“假冒偽劣”產品的孳生地;還有他們的政治邊緣化，都應當引起關注。
工人階級，輝煌還是回歸?
隨著早期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企業的建立，中國工人階級誕生于19世紀70年代。進入20世紀2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有了自己的政治組織，并被納入國際工人運動的范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舉行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安源工潮、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斗爭，完成了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歷史轉變。
新中國成立后，工人階級懷著強烈的翻身感和崇高的使命感，為國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做出了無私的奉獻。在新中國成立后的40年內，中央和各級地方國營企業與鄉村集體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其職工，則是工人階級的主體。那時的國營企業，就像一個大家庭，把工人的工資、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等生老病死幾乎全部包攬下來。而職工也為企業，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
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進入實質性階段，成千上萬的國有中小型企業和鄉村集體企業，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倒閉或關停并轉。超過一半以上的“公有”企業職工脫離原來的體制，或流向社會自謀生路，或進入各種“非公”企業。每年新增就業人員，也由原來主要流向“公有”企業，變為大部流向“非公”企業。這樣，中國工人階級的人員結構，由原來的以“公有”企業職工為主，轉變為以“非公”企業職工為主。而仍留在“公有”企業中的職工，其生存環境也與以前大不相同，與在“非公”企業中的工友一樣，具有同樣鮮明的雇傭性質。
進入各類“非公”企業的工人，其生存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中的大多數與雇主之間沒有勞動合同，勞動者的各項基本權益得不到保障。沒有8小時工作制，沒有雙休日，除了春節也沒有節假日;工資獎金不能按時足額發放，進企業卻要交給雇主一筆數額不小的押金;國家規定企業必須繳納的職工的各類保險，形同虛設;在有毒有害的生產環境中，工人得不到有效的保護，一旦發生重大工傷事故，有良心的雇主給倆小錢打發，沒良心的干脆不聞不問。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人群眾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工會。正因如此，在有權有勢的雇主面前，再多的人，也無法主張自己的正當權益。
在“國企”就業的工人群眾，在勞動時間和勞動保護上要比“非公”企業的職工強些。但他們與企業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卻由形式上的平等變為形式和實質上的都不平等，由“主人”變成了雇傭勞動者。除了干活，他們失去了對企業的發言權。他們與企業經營者工資收入的差距急劇拉開。最主要的，稍有不慎，就有下崗失業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