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新生代農民工“工漂”現象調查
專家分析，就業“高流動性”與“短工化”是“工漂族”的典型特征，這也成為近年來用工荒愈演愈烈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業選擇多卻賺不到錢
“這根本不是打工，更像是旅游。”魏勝一的家人這樣評價他。高中畢業后出門打工這三年來，他足跡遍及廣州、深圳、寧波、蕭山、上海、合肥、泉州等全國各地打工，從事的十個工作中，橫跨制造業、零售業、餐飲業等多個行業。最長的一段工作時間不到５個月，最短的只有一星期。
中國社科院勞動與人力資本研究室主任都陽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高，除了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期望值比父輩高外，也與當前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變化有關。正是由于勞動力資源短缺的問題越來越明顯，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時有了更多的選擇，導致其更換工作的頻率加快。
更多就業選擇，并不意味著更多收入。魏勝一說，他沒賺到什么錢，這兩年不僅沒給家里寄錢，反而要父母貼補了他2萬多元的路費和生活費用。雖然賺不到錢，但“工漂族”的花費可不少。魏勝一說，他喜歡玩網絡游戲和聊天，經常和老鄉相約在網吧里玩通宵，“除吃喝外，生活費用主要是上網費用和通訊費用，手機差不多每半年換一次”。
看似“瀟灑”，其實無奈。一方面，“年輕氣盛”的他們不甘心安于現狀，對收入的不滿讓他們不斷尋找新的機會。另一方面，限于自身條件和就業崗位的低層次，其提高收入的愿望面臨現實困境。“新華視點”欄目和工眾網的問卷調查顯示，在以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為主的調查對象中，有近四分之三的農民工去年凈收入不超過2萬元，有２３.４％的人對工作表示“不滿意”，但絕大多數的人今年依然選擇在外打工。
與“農村”日趨疏遠
少小離家、游移無根的“工漂族”，有著怎樣的就業心態？記者采訪發現，存在這么幾類：一是“盲目嘗試”型，還沒想好自己以后要干什么；二是“一心賺錢”型，看重的是城里能賺到比老家種地更多的錢；三是“著眼長遠”型，收入是一方面，但更看重發展空間。
不管是茫然還是清醒，沖動還是理性，很多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村”的距離日趨疏遠。問卷調查顯示，５２．２％的受訪者絲毫沒有務農經歷，在１５－３０歲的農民工中，無務農經歷者更高達５５％。
事實上，農村也已經沒有留置新生代農民工的物質依托。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份報告顯示：１６－２５歲的“９０后”農民工中，４１．４％沒有承包地、３６．４％沒有宅基地；２６－３０歲的“８０后”農民工中，３５．４％沒有承包地、３３％沒有宅基地。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文軍說，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和土地的感情要更為淡漠，在城里安居樂業、做城里人已成為他們新的憧憬。
“新工荒”放大用工缺口
雖然“工漂”的出現有其時代背景，但不可否認，這一現象對當前的用工荒而言是雪上加霜。不少企業主反映，工廠每周都有人進進出出，很多人在辭掉上份工作后并未迅速展開下份工作，由此形成了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待業群體，放大了用工缺口。
要有效應對“用工荒”，必須正視“工漂族”的訴求。記者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訴求非常多元，盡管收入還是影響其工作滿意度的最主要因素，但打工的目的絕不是單一的“掙錢養家”。其職業訴求與現實境遇存在四大落差。一是當前農民工的實際工作強度較大，與其期望值存在巨大落差；二是新生代農民工對精神生活的需求豐富多元，而現實工余生活顯得單調；三是新生代農民工提升職業地位的意愿比較強烈，而現實中，其職業流動呈現“水平化”；四是逐漸脫離土地的新生代農民工已開始將自己的未來放在城市，但嚴格的戶籍制度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阻礙著他們的城市夢。
如此落差之下，“遷徙復遷徙，工漂還工漂”的局面便難以避免。“短工化的‘工漂’傾向對新生代農民工和用人單位都有不利影響，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和農民工自身一起努力。”上海農民工聯席會議辦公室負責人趙建德說。
業內人士認為，當務之急是要規范就業環境，提高勞動者收入，并促進住房保障、教育、文化等各類公共資源的公平分配。
【新生代農民工“工漂”現象調查】相關文章：
新生代農民工工漂：三年換了十份工作11-27
待業大學生“漂族”調查11-11
新生代農民工催生新一輪“用工荒”？11-24
跳槽，我們是“漂一代”02-21
“校漂族”應有正確求職觀11-11
假日北漂加班族引關注11-08
人在職場漂，怎樣不挨刀!11-27
找工作現象簡述11-11
就業難造就畢業生校漂族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