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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業大學生 新崛起的貧窮群體
在中國高昂的GDP“頭顱”之下，掩蓋著若干貧窮群體，這其中不但有農民、有工人，還包括昔日的“天生驕子”——相當一部分大學畢業生。據報載，全國每年有上百萬大學畢業生走出校門便加入了待業大軍的行列。估計近十年年來累積起來的待業大學畢業生，不會少于1000萬！按照社會上通常的2:8開的“富”“貧”比例，其中約有800萬大學畢業生捂著空空的錢袋或背負著債務過日子，有人將待業大學畢業生成為“新貧窮群體”。
讓人感到殘酷的是，“新貧窮群體”往往是本來貧窮的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家庭貧窮的延續。“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項目組對50萬大學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在“211”院校中，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以576分的平均分領先于管理階層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的難度要大得多。從學生畢業后半年的就業狀況來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遠遠高出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15%的比例。在就業質量上也明顯處于弱勢，2008、2009兩屆畢業生中的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畢業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
家庭背景已成為就業過程中一道不斷升高的“隱形門檻”。大學生就業中的“潛規則”已經非常普遍，農村大學生找工作困難，家庭經濟狀況、社會關系網絡及對公務員職位招考時，帶有就業歧視性的戶籍制度等，都讓他們在就業競爭中處于不利的位置。城里的孩子，從小在城市長大，父母都在城市里工作，認識的朋友多，家里多多少少有些關系，父母就可以利用身邊的資源為孩子鋪路，而農村大學生的父母則無能為力。至于那些有優越家庭背景的畢業生，則更容易借助其父母手中的金錢和權力，順利地進入社會上升通道，輕松獲得體面的工作、較高的收入以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貧窮和富貴均大有被世襲之勢！所謂“窮二代”、“富二代”、“壟二代”、“官二代”等已成為新的流行語，還有無數個三代人在一個系統、一個部門乃至一個單位的“政法之家”、“電力之家”、“電信之家”、“金融之家”和三代同一個身份的“公務員之家”等等，正是就業競爭機會不均等的產物。
想當初，相信“知識改變命運”，高考(論壇)“金榜題名”的大學新生，在金秋時節揣著的一個金燦燦的夢想走進了大學校園，度過了幾年浪漫的五味俱全的校園生活，但當他(她)們走出校門的第一天起，便立即感受到了人生第一個巨大壓力——“就業之難，難于上青天”。
來自貧窮家庭的畢業生就業難，已經呈現出兩個向下的趨勢，一個是就業率降低，一個是起薪點降低。就業率低薪酬低，這“兩低”使許多大學畢業生“舊貧”未除，“新貧”又添。
近年來，新聞媒體關于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報道屢見不鮮。這些寒窗數載的學子懷揣文憑，走出校門，四處投簡歷，托關系，只為找到一個謀生的“飯碗”。然而碰壁者居多，即使有幸找到一份工作，起薪大多也在1000元左右，最低的甚至只有600元，和民工相差無幾。
多少大學畢業生為投遞簡歷而跑斷了腿？多少大學畢業生為遇不到“伯樂”而發出懷才不遇的感嘆？多少大學畢業生為找不到合適的用武之地而后悔“白讀了幾年大學”？多少大學畢業生因在職場上屢屢碰壁而灰心喪氣？
2006年4月8日上午，在青海民族學院舉辦的“非公有制企業招聘高校畢業生專場招聘會”上，一塊書有“永樂餛飩店”5個大字的招牌十分醒目，師范大學應屆畢業生王磊停住了，這家小吃店是他暑假打工端盤子的地方。老板很熱情，“小王，到我這邊干吧。別人一個月給350元，我給你400元，包吃包�。�”王磊沒敢應聲，拔腿跑了。“好不容易讀了本科，出來竟是端盤子？”王磊看上去很難過。來自農村貧困家庭的他，4年大學的費用幾乎拖垮了全家，臨到畢業，卻不能靠一份滿意的薪水還上讀大學的“巨債”。馬上就要畢業了，大四學費還沒交的王磊焦慮不已，“交不齊學費，領不到畢業證，找工作就更難了。”令人吃驚的是，王磊所在的班里，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未交齊學費。
《南方周末》的記者曾經發過一篇題為《西部貧困大學生調查：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學》的文章。該文引用全國人大代表程蘇的數據對比：“按平均水平計算，西部地區一個大學生每年支出7000元，這相當于貧困地區9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本科4年最少花費2.8萬元，相當于貧困縣一個強勞力35年純收入！”農家子弟舉債上大學，意味著畢業后及背負著還債的壓力。而就業困境使農村大學生成為新的邊緣人群，尤其是待業多年的畢業生，10年內都將陷于“學債”的糾纏之中。許多農家子弟畢業后難以在城里找到工作，回到就業機會更少的原籍，多年待業荒廢了所學知識，相當數量者打起短工，以搬磚頭、端盤子等體力活謀生。還有的學生因畢業后沒有工作，或雖找到了工作但工資太低，未能按時償還入學時申請的助學貸款，而在銀行的信用記錄中留下了“污點”。如湖南省兒童醫院的一位博士后，去年他在長沙購買了一套商品房，最近到銀行貸款，被銀行工作人員告知：他在銀行有不良信用記錄，不能貸款，急得他不知所措。原來，他在讀大學一年級時，向銀行申請了5000元的助學貸款，大學畢業后因薪水太低沒有按時還款，結果因銀行誠信“污點”而喪失了貸款的機會。
大學畢業生尤其是貧困家庭的大學畢業生，其生活狀況心理狀況和精神狀況令人擔憂！
高考時的發憤努力和上大學的金錢投入，不能不使大學畢業生對崗位尤其是薪酬具有一定的期望值，單純的體力勞動、普通的服務工作、千元以下的低薪水崗位，肯定不是他們所樂意接受的。當他們受困于最低工資強加的限制時，便無法長期安心于一個“無法解決衣食住行”的低工資工作。實際薪酬和個人期望值之間的矛盾，加重了他們的痛苦，也延長了他們自身的成長時間和技術積累過程，這個問題在市場化的大環境下是難于解決的，也是大學畢業生最困惑最痛苦的現實問題之一。在無法解決這一矛盾的情況下，有的大學畢業生便選擇頻繁跳槽，有如猴兒追落日，過了這山望那山；有的畢業生在既就不了業也成不了家的情況下“破罐子破摔”，渾渾噩噩過日子；有的女大學畢業生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走進了“灰色地帶”：成為老板的“性伙伴”或到休閑場所出賣身子；最令人心痛的是，有的畢業生竟糊里糊涂地加入了傳銷隊伍或盜竊團伙，而在全國各地，甚至已發生過多起待業多年的大學生自殺的悲劇。
青海省平安縣文秘專業畢業的小顏，走出校門后沒找著工作在家閑了一段，因聽到四鄰八舍說他的閑話，有天晚上他竟悄悄地離家出走了，兩年多沒跟家里聯系了，他雙目失明的母親好長一段時間急得茶飯不思，一聽有人提起兒子，她的眼淚便像斷線的風箏嘩嘩地流個不停。小顏的父親顏宗奎到現在還住著逼仄的土坯房，家具只有一張桌子和一張床，“家里靠賣雞蛋、菜籽一年收入不到600塊錢，為籌學費，連蓋房子的木頭也賣光了。”原來，顏宗奎老漢本想讓兒子申請助學貸款，“可一個班只有一兩個人能申請到。因為前面畢業的同學找不到工作，收入低還不上，銀行不愿意貸了。”他后悔送兒子上大學，家里至今還背著近1萬元外債，“餐餐都是開水就饃饃”。
2007年7月，長春的小強大學畢業后，開始找工作。今年3月，小強在網上聯系了廣州一家單位應聘設計師，并在3月末前往廣州。到了廣州后，小強沒錢住賓館，就在大街上和火車站過夜。在和用人單位取得聯系后，用人單位告訴他將作品交上去然后回家等消息。但小強在打算回家時，他身上只剩下不到330元錢，而這些錢連到長春的車票錢都不夠。在從廣州回家前，他給母親打了一個電話，說他又渴又餓，讓母親給他匯100元錢，在電話中，小強的母親責怪他不該浪費錢跑到廣州去。工作沒著落，小強感到回家無法面對母親，最后，他想到了自殺——在乘坐火車返回東北途中。他突然情緒失控，用拳頭和頭部擊撞車窗，大喊“不想活了”。列車長和乘務長輪流守護他38個小時，中途制止了這位大學畢業生10余次輕生行為。
曾經被譽為“天之驕子”、“社會精英”的大學畢業生何以淪落到了如此地步呢？20年前的大學生確實是“天之驕子”，上學不用花錢，工作由國家分配，上了大學就等于端上了“鐵飯碗”。隨著教育的產業化，特別是始于上世紀就是年代末的大學擴招，“多得碰鼻子”的大學生從此風光不再，由“社會精英”降格成了“普通勞動者”。但“普通勞動者”也是需有勞動崗位的，在崗位供求嚴重失衡的情況下，許多畢業生便自然成了“待業者”和“失業者”。據有關部門的調查數據顯示，2008年畢業的513萬大學生中，至今還有約250萬尚未找到工作。這250萬畢業生，是沒有任何保障、沒有任何生活來源的貧困者。他們極少數人賦閑在家，絕大多數人仍在朝著自己的理想目標努力。他們非心安理得地接受家庭經濟支持和幫助，而“啃老族”是他們最怕聽到的稱呼，盡管他們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于家庭支持，但他們絕非有意“啃老”，而是普遍對“啃老”表現出了強烈的愧疚感。“父母都老了，可能會生病或者怎么樣，我畢業了但沒能賺錢，還要靠他們養，想想真是難過，欠父母的太多了……”這種愧疚感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
我們不應該過多地批評大學生好高騖遠，對薪酬的期望不切實際。不論是哪個國家，上大學的目的無非是通過掌握更多的知識和技能，來提高個人的競爭力，以在更高的平臺上更多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換句話說，大學不論是精英教育還是大眾教育，它總歸是改變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增高器”。大學畢業生期望值高一些，本身并沒有什么錯。按照“教育如衣”的理論，錄取了一個大學生，等于許諾將來給他(她)她一套好衣服�？墒堑陀�1000元月薪的工作，只是相當于一條褲頭。誰好意思建議說，趕快接受吧，否則就只能裸奔了！用“安慰話”和“鼓勵話”將大學畢業生降格為一個低文化的普通勞動者，這又會讓我們回到“讀書無用論”的老路上來。
我們也用不著拿美國的大學生也端盤子，也干普通人的活兒，來作為說服中國大學畢業生“降格以求”的理由。殊不知，按照美國人的觀念，大學生不愿意接受家里的資助，而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讀書、生活所需的費用，美國大學生打工，主要是勤工儉學，當然也有人并不是為了報酬，而是想多點社會實踐經驗。再說，美國很少有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主要是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許多看似由普通勞動者“堅守”的普通崗位其實并不普通，真正的簡單勞動崗位除了成為美國在校大學生勤工儉學的舞臺外，很少會成為美國大學畢業生的職業。假如為了消除貧困必須接受教育，而接受教育后卻不能緩解貧困；假如一味提倡大學畢業生“放下架子去”和普通勞動者爭“飯碗”，那不僅僅是這一代大學畢業生的悲哀，而且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哀。
大學畢業生低起薪就業的趨勢，與社會政策的正當目標相沖突。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們正在強調改變“GDP主義”的發展模式——要建立兩個指標來滿足社會的正當期望，發展要表現為減少貧困；發展要表現為增加居民收入。然而，如果大學畢業生這個群體中，有接近半數的人只能接受起薪點低于1500元的工作，超過10%的人低于1000元，極端案例中發現有低于800元的，這樣的薪酬水平，“造就”了大學畢業生這個新的貧困群體。人們通常所說的貧困，是由于資源不足、交通不便、觀念落后、自然災害等原因造成的，而大學畢業生的貧困，是我們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貧困；是由于分配不公、政策失當所造成的貧困；是一種可以在公平公正的“量尺”下減少乃至消除的貧困。只不過這需要我們自我檢討其發展的政策和發展的標準。
我們應當努力營造一個機會均等的社會環境和氛圍，讓所有人都能夠懷有一個“中國夢“，即只要是中國公民，只要發奮向，不論是農民居民的子女還是城市居民；不管是貧窮家庭子女還是富裕家庭子女；不管是官員家庭子女還是平民家庭子女，都有平等的機會獲得上升的空間；都可能憑借自身的才華、能力和拼搏改變命運。只有這樣，中國才可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保障。
我們在經濟總量強勁“崛起”的同時，務須防止新的貧窮群體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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