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奧組委工作者“再就業”

北京奧組委工作者“再就業”

　　中國體育事業的舉國體制，在政府與市場間越來越深入的新型關系中，正在悄悄地改變著自己的形式。從亞組委到奧組委，工作人員來源和去向的變化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2008年8月8日，奧運會開幕式，周華“有點失落也有點興奮”。興奮是因為為之奮斗了5年的目標終于實現；失落是因為奧運會開幕意味著她將面對再就業問題。

　　進入奧組委

　　周華是奧組委最早一批通過公開招聘的工作人員。2002年底，奧組委首次面向社會公開招聘。這樣的公開招聘在國內以前的大型賽事中實屬少見，競爭十分激烈。“三千多人應征四十多個工作崗位”。

　　經過筆試與面試，2003年初，周華成為這40名工作人員中的一員。“奧組委一發布招聘信息，我就想親身參與進來。”周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為此她放棄了外經貿部一家事業單位的工作。

　　而讓于小天選擇奧組委的，不只是奧運情結。2006年，剛剛走出學校的他，在廣東一家知名電器企業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這年12月底，他辭去這份工作回到北京發展。對于戶口不在北京的于小天來說，留在北京工作是自己的夙愿。

　　正在尋找工作機會的于小天趕上奧組委新一輪社會招聘，“既是跳板也是機遇”。2007年，于小天參加招聘考試，正式成為奧組委工作人員。4月，由奧組委總部下派到老山自行車館擔任業務口經理。

　　在奧組委的4000多名工作人員中，3000余人為選調人員，1000余人為奧組委聘用人員。周華與于小天這樣通過社會招聘而來的工作人員被稱為“P1”。與之相應的還有從各單位借調來的“P2”以及奧組委的實習生“P3”。以往的大型賽事組委會中沒有過這樣的劃分：亞運會、大運會的組委會并未進行過類似的公開招聘。

　　亞奧理事會體育運動委員會主席、現已72歲高齡的魏紀中老人，當年參與了北京亞運會的整個籌備過程。魏紀中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說：“亞運會時基本上沒有招聘，都是由各單位借調，包括北京市政府、國家體委和一些大型企業。”

　　計劃體制在當年的籌辦工作中占據了主導，各項具體項目也分攤到各個政府部門。例如有關住宿的事務被分給北京市第一商業服務局；有關餐飲的事物則被分給北京市第二商業服務局。再由北京市商業委員會對兩者進行統籌管理。“那時是統一領導的。”魏紀中說。

　　2000年大運會，這種體制被更加市場化的模式所取代：出現了國有企業承包相關工作的運營方式。而大運會組委會的人事工作依然延續著“借調”為主的模式。

　　現任職北京體育大學副校長的何珍文，曾以北京體育大學宣傳部副部長的身份被借調到亞組委新聞宣布部下設的拳擊館分新聞中心，擔任中心主任。“工資由學校發，奧組委象征性地給一些補貼。”拳擊館分新聞中心的工作人員全部由各個單位抽調。

　　此后，每逢有大型賽會，何珍文都會被借調到大賽組委會。如今奧組委除了借調人員，社會招聘的也占了很大比例。“奧組委在北京體育大學奧組委的項目部有16個人，其中一部分就是社會人員應聘來的。”對于這一變化，何珍文認為：“一個原因是奧運會組委會太大：選調也選不過來了；更重要的是我們國家的機制變了，用人制度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有了市場；社會上有這樣的人，有了來源；用人也不局限于過去小圈子里的人，更多地利用社會資源。”

　　這種借調與社會招聘相結合的用人方式將在廣州亞組委得到延續。“這些方式我們都有。”廣州亞組委人事部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感覺一下大齡待業青年”

　　“亞運會借調人員也有一些回不去的，當時就組建了一個北辰集團。第一次參與申奧的工作人員主要也是由各單位借調，第二次我們又組織了北奧集團。”

　　1990年亞運會閉幕，國有獨資企業北辰實業集團公司正式成立。主要業務為房地產開發、會議展覽、物業經營與管理及零售商業。魏紀中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說：“有些從政府借調來的，我們就沒讓他回政府，就讓他成為北辰集團或者是北奧集團的骨干。那時解決這個問題，是靠成立大型的綜合性集團來安排這些人。”

　　對于2008年奧運會工作人員的安排，作為北京奧組委高級顧問的魏紀中曾建議組織一個類似集團公司，以吸納和利用這些經過奧運會鍛煉的人才。魏老的建議??、雅典的做法：實行市場化操作。奧組委與社會招聘人員的合同上明確標明：工作結束后自主擇業。

　　“賽后自主擇業”在往屆奧組委的工作人員中早已“習以為常”。奧組委以公司的形式組建，政府只給予市政方面的支持，工作結束后，“CEO都失業”。“我覺得在國外都是很正常的。”于小天說。

　　這種模式與以往“政府負責到底”的模式有著很大的不同。魏紀中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總結說：“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社會模式，我們用簡單的話來說，1990年亞運會完全是用一種政治社會的模式；到奧運會它已經開始有很大的部分是公民社會的模式。

　　9月10日，老山自行車館的最后一場比賽。當場館里最后一次升旗，許多工作人員都感到了一絲失落，前一段的忙碌將隨著國旗的緩緩升起而慢慢停下。

　　這一天，于小天讓部門同事訂了一個蛋糕，同事們在辦公室進行最后一次聚會，大家合影留念。來自不同地方的同事們將各奔東西。于小天的同事呂良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呂良原是北京某大學的教師，被借調到奧組委擔任老山自行車館的志愿者經理。其他的同事也都回到原來的單位。

　　于小天感到事突然沒了，身邊的那些人也沒了。“再也不會有人叫你去做什么事了。你只管呆在家里就行了，真的是挺難受的。”于小天說。如何找一份新的工作，是他要重新面對的問題。用于小天自己的話說：“感覺一下大齡待業青年。”

　　特別的公務員考試

　　“P1”們在招聘之初就有著工作結束面臨失業的心理準備。然而很多“P1”也都相信奧組委會給他們提供解決工作問題的幫助。

　　“解決工作到底以一個什么方式？是給一個招聘工作的平臺，還是給你把工作都安排好？誰都不知道。”于小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以前說是今年4月份就把大家的去向提前安排好，但都是傳出來的小道消息。”在正式的安置方案出來之前，同事們也在流傳著不同的說法。直到9月底于小天才接到正式的安排。

　　“剛來時肯定也想過找工作的問題，但人在這時肯定很樂觀，因為還有一年半的時間。這么好的一個平臺，你會不對未來充滿希望嗎？”于小天說。

　　2008年3月28日，奧組委工作人員賽后安置工作正式啟動。這一天，北京奧組委分別與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國家電網公司、國家電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大型企業以及北京市國資委簽署了《賽后人員安置協議》。

　　為了這份協議的簽訂，奧組委主動出面與這些單位進行接觸。“在互相溝通和協商的基礎上簽訂的協議。”奧組委人事部徐志軍副部長介紹。根據協議，這些單位將根據工作需要招聘一批奧組委工作人員到崗工作。

　　這條消息出來后的一天，于小天接到家人電話，看到這條消息的家人以為于小天在賽后將“板上釘釘”地進入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工作。奧組委的一位實習生也聽到類似的傳言：“聽說他們P1中80%會進中石油和中海油。”

　　事實是招聘會上，中石油為奧組委提供一百多個工作崗位，中海油提供十多個工作崗位，與1500人的80%相差甚遠。

　　然而“組織和體制的優勢”依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2008年10月16日，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舉辦了一場特別的公務員選拔考試，專門面向奧組委的工作人員。這次選拔工作，北京市為奧組委工作人員提供100個主任科員以下職務的公務員職位，600人參加了這次考試。而就在2008年，國家公務員報考人數已經突破100萬。

　　于小天并沒有得到參加這次考試的機會。根據《公務員法》及北京市相關規定，于小天沒有北京戶口，也不擁有碩士學位，不具備報考條件。

　　公務員考試第二天，于小天得到一次進入企業工作的應聘機會。10月17日，北京人才大廈舉辦一場專門面向北京奧組委工作人員的專場招聘會。“基本上平時的同事，能見到的都見到了。”在這場招聘會上，中石油、中石化等64家企事業單位為1500名奧組委工作人員提供1753個職位。1：1.17的比例，在其他招聘會上很難見到。

　　奧組委人事部副部長徐志軍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這么做的目的，一個是發揮組織和體制的優勢，幫助這些工作人員在奧運會后更好地擇業、就業。另一個目的是把這批經過奧運磨練、鍛煉出來的高素質國際化人才，充分有效地配置到公務員隊伍和企事業隊伍中去。”

　　很多企業看好

　　“選擇是一個雙向的過程。”通過了面試的于小天，被銀行通知進行統一體檢。這意味著于小天將走向新的工作崗位。

　　經過奧組委篩選、經歷奧運會歷練的工作人員，被很多企業看好。魏紀中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說：“奧組委成立時我就講過：奧組委是一個培養人才的大學校。”

　　“提出建議與希望，我們從上到下非常重視這個事。我們覺得這也是吸引高素質人才一個非常好的途徑。在人崗合適的情況下，我們一定會盡可能地去招聘一些人，”中海油人事部李小姐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也相信這些人在市場上也非常有競爭力。”

　　“平均年齡35周歲，50%以上具有碩士學位，20%以上出國留學或海外工作歸來。”許多企事業單位都對奧組委工作人員產生了興趣。奧組委人事部副部長徐志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僅國家開發銀行就從奧組委招聘了218名工作人員。周華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企業和政府部門，廣州亞組委、第九屆全國大運會組委會、第六屆東亞運動會組委會也將成為這些奧運人才的選擇。這種以“組委會”為職業，轉戰不同組委會的工作人員，在歷屆奧組委中都很普遍。

　　為籌備第九屆全國大運會和第六屆東亞運動會，天津市人事局專門面向奧組委招聘開閉幕式、招商、策劃等專業人才。天津市人事局相關負責人劉先生表示：天津的招聘模式是組委會在招，但是工作人員的身份將落到一個具體的部門。如果以前是處級以上干部可以進入教委、體育局等政府部門；如果不是處級以上干部的，可以進入高校等事業單位，再以借調的形式進入組委會。如果工作人員不愿留在天津，還可以采取柔性流動的形式：在相關工作結束后，自主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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