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的奮斗：我只能靠自己

女孩的奮斗：我只能靠自己

　　包括她自己曾供職的《華爾街日報》在內，媒體接連刊發的關于中國“血汗工廠”的報道，令美籍華裔記者張彤禾對那些打拼在產業鏈末端的人們產生了強烈好奇。“他們傾向于將外出打工描繪成一種絕望的行動，工人們所得寥寥。我懷疑事情不止于此，也許情況并不是這么黑白分明。”她說。

　　2004年，張彤禾來到了中國制造業的重要城市東莞一探究竟。自那以后的三年，她頻繁來到這座城市追尋那些打工女孩的足跡，與她們共同生活，建立友誼。這段經歷讓她對女孩們有了深切的理解，也讓她相信自己發現了超越時間和地點的人的故事。

　　由東莞打工女孩的工作與生活延伸開去，張彤禾發現了廣闊的世界：全球制造業的周期性變化、尷尬運作的婚姻俱樂部、號稱改變命運的培訓學校、各色人物匯聚的夜總會、未必可笑的勵志宣講會等。打工女孩們被這些她們曾經聞所未聞的新事物簇擁著、裹挾著一起奔向期許中更好的未來。“我只有靠自己”成為普遍的信仰，女孩們奮力向上攀爬，謊言成為行為規范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被普遍接受。

　　張彤禾筆下的這些打工女孩們的故事，很容易令身處其他階層的年輕人產生共鳴，“我覺得敏就是我的一個朋友，我和敏之間沒有什么不同。”張彤禾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律師朋友說，“她的行為、想法和奮斗都和我們一樣。”

　　張彤禾的《打工女孩》于2007年在美國出版。她說：“當時，美國讀者只是看到了為她們制作手袋和鞋的人的面目。”近日，《打工女孩》中文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對中國讀者來說，這一群體的境遇關乎中國城市化的邏輯。

　　與著有《江城》、《尋路中國》等紀實類書籍的丈夫何偉一樣，張彤禾也將目光聚焦于中國轉型期底層人物的日常生活。但她“只是對農民工們愿意談到的話題做出反應”，而不是糾纏于那些更有話題性的有關中國的內容，也由此讓打工女孩們從春運大軍中面目模糊的一分子，以及學術研究或新聞報道中并非主觀選擇的刻板存在中解脫，還原了她們平凡生活中蘊藏的充滿變革力量與震撼效應的故事。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張彤禾說：“我不是學者，也不是官員，我只是一個記者，只希望記錄我所看到的一切，用吸引人的方式。”在自己的書中，她避免作出學理層面的歸納，也與政策建議絲毫無涉。張彤禾對自己寫作立場的闡明，很大程度上也回應了讀者對她筆下個案代表性的質疑。

　　靠自己

　　《打工女孩》中著墨最多的人物是伍春明。“個性強，有上進心是春明的特點。”張彤禾說。正是憑借強烈的信念，春明不斷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從最初流水線上的女工、文員，成為公司的明星人物、小企業主。雖然幾經波折，但在張彤禾看來，春明越發自信和沉著。在以奔馳汽車計算一切的城市里，她得以掙脫，“形成了她個人的道德標準”。這令張彤禾頗為驚訝。

　　1993年，18歲的伍春明來到東莞，不久就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起初她記下激勵自己的話語，后來變成了職業成功的規則。伍春明的日記讓張彤禾看到了她人生軌跡與內心動力間的呼應。

　　“下個月發工資去報讀速記文秘函授大學，我一定要拿到大學畢業證。我來廣東絕對不是為了這兩三百塊錢一個月，這只是我暫時的落腳點，這絕不是我的永留之地。沒有人會理解我，我也不需要別人來理解我，我可以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吧。”

　　伍春明在日記里曾這樣寫。

　　“她上進心實在很強，最怕原地踏步。很多事情她都按照著日記中所規劃的在實行。當然也有沒有實現的，有些事對她來說太難了。比如，她要拿到大學畢業證的事。”

　　“我只能靠自己”，出現在伍春明日記里的這句話在書中反復出現。“數不清的打工者都對我說這句話，那么強烈。所以，我希望讀者也能感受到。”張彤禾說，“這句話差不多是東莞的規則，在那里，每個人都只是他自己。”

　　“東莞的打工者中，有上進心的人占據了大多數，大環境如此。在打工者的世界，成功學的課程和書籍對他們的生活太重要了。”張彤禾告訴記者，她遇到很多打工者都在看勵志書、在接受培訓。打工者們的生活引領著張彤禾去尋找書籍和培訓機構背后的意涵。成功學書籍里，培訓機構的課程中，充斥著偏執卻不無效用的言辭、激進而相互矛盾卻頗有市場的理論。在那里，“成功”是一種信仰，金錢是它的度量，而道德則幾乎不被提及。

　　“他們需要知道成功是可能的。這些書對他們來說就是安慰劑。”張彤禾采訪的一位“成功學作家”說。

　　流動

　　作為珠三角制造業之都，東莞有著“世界工廠”的名號，亦被貼上“血汗工廠”、“性都”的標簽。2004年張彤禾到那里的時候，距珠三角大規模民工荒出現還有6年時間，全球金融危機也尚未來到。那時的東莞被打工者視為賺錢的樂土。

　　張彤禾筆下的東莞浮躁混亂，工人們家鄉的規則與秩序在這里已不適用，流水線上的農民工拿著低于當地最低標準的工資，工作時間卻常常超過每周49個小時。對于那些懷著野心進城打工的姑娘們來說，“跳槽”是最平常不過的事。“女孩們經常一窩蜂地辭職，人多膽子大，大家發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廠，雖然結果往往不太可能。”作家寫道。

　　“這個世界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別人失去聯系。”書中，張彤禾有意識地重復這句話。“這也是一個具有東莞屬性的現象。”她在上海如是說。張彤禾與不計其數的打工女孩交談過，了解了很多故事。“但能夠保持長時間聯系的只有寥寥幾人。” 《打工女孩》的主角呂清敏與伍春明是其中的兩個。“敏是勇氣和韌性兼顧，春明則始終在追尋幸福和生命的意義。但她們的雄心和百折不撓的勁頭是中國農民工普遍擁有的特質。”

　　張彤禾與呂清敏一起回過農村老家，目睹了呂清敏故鄉和家庭的情況。“如果她在外面讀書和打工，又回到老家，親友大都會將此看成是一種失敗。這是一種很大的壓力，讓她們想要在城里做到最好，來證明自己。”談及那段回鄉經歷，張彤禾說，“她們與家庭的關系依然很好，但不會答應家里的一切要求。”呂清敏在獲得一份收入豐厚的工作后，憑借對家人的經濟支持獲得了在家庭中的權威地位，可以不容置疑地否定父親的經商計劃。

　　張彤禾說：“她們不會回到農村，有些非常能干的就在一線城市發展。不是那么能干的也許回到老家的城鎮，反正已經變成了一個城市人。”她認為，“這一代的打工者條件更好了，要求也更高了。”

　　呂清敏與伍春明背后，是如今已達2.5億之巨的農民工群體。過去20多年，他們是國家變革的根基。張彤禾書中描繪的年輕女孩外出打工時年僅十幾歲，心態也已與此前的農民工迥然不同。中國社會轟轟烈烈的“個體化”進程中，她們擁有更多的“自我”。

　　質疑

　　“春明的故事確有些類似于過去的美國夢。”張彤禾對記者說。她站在女孩的角度看待這個世界的時候，她發現她們確實通過努力得到了很多，而并非如很多報道描述的那樣境遇窘迫。

　　但張彤禾筆下的打工女孩們的故事也遭到一些讀者的質疑，質疑大都集中于對這些女孩所獲得的機會的描述是否太過于樂觀? 這些人對于整個群體來說有多大代表性?張彤禾坦言，這個問題也被海外讀者問到過，而在中國，則“關乎身邊的群體，因而關注尤甚”。

　　在北京的一次對談中，藝術策展人歐寧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認為農民工是市場經濟受益者的觀點與他的經驗和觀察并不一致。歐寧的妹妹上世紀80年代進城打工，他說：“最后她們這個群體的生活沒有太大的改善，但是你書里的春明可能是比較特別的一個例子。”

　　張彤禾對此的回應，涉及兩代農民工的差異：“我覺得，打工者一代代很不一樣。像第一代，你(歐寧)的妹妹，那時候出去的人真的是探險。”張彤禾認為，相比于老一代農民工，80后、90后的打工者在生活節奏上和城市人趨同，“她的家人是農民，但她卻沒耕過田。”她們追求的東西更多。

　　寫作《打工女孩》之前，張彤禾曾經閱讀關于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也對學者進行了采訪。“這些報告讓我知道，我所寫的這些事情并不是很片面的、很邊緣化的現象，而是比較主流的。我就接著做下去。”張彤禾對記者說。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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