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周作人先生的故事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灣，看這個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彎彎曲曲的小胡同。但是在這個陋巷里卻住著一位高雅的與世無爭的讀書人。
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代表清華文學社去見他，邀他到清華演講。那個時代，一個年輕學生可以不經介紹徑自拜訪一位學者，并且邀他演講，而且毫無報酬，好像不算是失禮的事。如今手續似乎更簡便了，往往是一通電話便可以邀請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去講演什么的。我當年就是這樣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訪。轉彎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兩進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積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進去，沿著南房檐下的石階走進南屋。地上鋪著涼席。屋里已有兩人在談話，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魯迅先生，另一位年輕人是寫小詩的何植三先生。魯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說：“你是找我弟弟的，請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間，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書，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相當暗。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于寫作的所在�？繅σ粠變梢�，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來掛著一個小小的橫匾，“苦雨齋”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齋名苦雨，顯然和前院的積水有關，也許還有屋瓦漏水的情事，總之是十分惱人的事，可見主人的一種無奈的心情。(后來他改齋名為“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見他一襲長衫，意態然，背微佝，目下視，面色灰自，短短的髭須滿面，語聲低沉到令人難以辨聽的程度。一仆人送來兩盞茶，日本式的小蓋碗，七分滿的淡淡清茶。我道明來意，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接受了我們的邀請。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辭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門口。
從北平城里到清華，路相當遠，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是他準時來了，高等科禮堂有兩三百人聽他演講。講題是《日本的小詩》。他特別提出所謂誹句，那是日本的一種詩體，以十七個字為一首，一首分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這種短詩比我們的五言絕句還要短。由于周先生語聲過低，鄉音太重，聽眾不易了解，講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講稿，隨即發表。他所舉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聽呀，青蛙躍入古潭的聲音!”這樣的一句，細味之頗有禪意。此種短詩對于試寫新詩的人頗有影響，就和泰戈爾的散文詩一樣，容易成為模擬的對象。
民國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學，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一來彼此都忙，我住東城他住西城相隔甚遠，不過我也在苦雨齋作過好幾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愛他的淡雅的風度。我當時主編一個周刊《自由評論》，他給過我幾篇文稿，我很感謝他。他曾托我介紹把他的一些存書賣給學校圖書館。我照辦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兒子周豐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組四年級)，我當然也義不容辭。我在這里發表他的幾封短札，文字簡練，自有其獨特的風格。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偽，以至于身系縲紲，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手書敬悉。近來大有閑，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纯催@“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于《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只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啟七日夜關于《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涇遁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別號。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于不合時宜之列。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于抗日戰爭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夙對于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態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過幾次沒有拜見過她，只是隔著窗子看見過一位披著和服的婦人走過，不知是不是她。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的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于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贊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板蹲坑的廁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許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猶之魯迅先生之與上海虹口的內山書店老板過從甚密。抗戰開始，周先生舍不得離開北平，也許是他自恃日人不會為難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中仕進的人，也異于魯迅之偏激孤憤。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內心里卻是冷峭。他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聯合報》萬象版登了一篇《高陽談魯迅心頭的烙痕》：魯迅早期的著作，如《吶喊》等，大多在描寫他的那場“家難”;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進士，外放江西金溪知縣。光緒四年因案被議，降級改為“教偷”。周福清不愿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個“內閣中書”，做了十幾年的京官。
光緒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憂回紹興原籍。這年因為下一年慈裕太后六旬萬壽，舉行癸已恩科鄉試;周福清受人之托，向浙江主考賄買關節，連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在內，一共是六個人，關節用“震衷茂育”字樣;另外“虛寫銀票洋銀一萬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對象原是副主考周錫恩，那知他的仆人在蘇州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開一看，方知賄買關節。那時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與周福清又是同年，為了避嫌疑起見，明知必是誤投，亦不能不扣留來人，送官究辦。周福清就這樣吃上了官司。
科場舞弊，是件嚴重的事。但從地方到京城，都因為明年是太后六十萬壽，不愿興大獄，刑部多方開脫，將周福清從斬罪上量減一等，改為充軍新疆。歷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擬罪得重，由御筆改輕，表示“恩出自上”;但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御著批示：“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后處決�！�
這一來，周家可就慘了。第二年太后萬壽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緒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設法活動，將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決”名冊中“情實”一欄之外，才能免死。這筆花費是相當可觀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關在浙江泉司監獄中，如果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必須上下“打點”，非大把銀子不可。
周用吉的健康狀況很差，不堪這樣沉重的負擔，很快的就去世了。魯迅兄弟被寄養在親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討生活;十幾歲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魯迅的偏激負氣，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難想象的事。
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后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在后來國軍撤離南京的前夕，蔣夢麟先生等還到監牢去探視過他，可見他雖然是罪有應得，但是他的老朋友們還是對他有相當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時報》副刊有南宮搏先生一文《于〈知堂回想錄〉而回想》，有這樣的一段：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偽!》不留余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偽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偽教授”其實也可恕了。要知政府乓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偽統治下，為謀生而作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漢好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并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于他的晚節不終只有惋惜，無法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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