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古代具有工匠精神的名人素材
歐陽修《歸田錄》載,汴京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都料匠,工匠的總管或曰總工匠,前文所引柳宗元《梓人傳》的傳主就是一名都料匠。預浩把塔建好后,卻是“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這是怎么回事,預浩解開了謎團:“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意大利的比薩斜塔聞名于世,但至于為什么會傾斜,直到今天也不明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不是設計者的初衷;而“年齡”遠遠大過比薩斜塔的開寶寺塔,則是在充分考慮到氣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舉。這樣來看,不光前人要感嘆預浩“用心之精蓋如此”,今天我們又如何不該伸出大拇指?“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當之無愧,可惜預浩撰寫的“《木經》三卷”已經失傳,只在沈括《夢溪筆談》中還能見到片段。開封見今仍有開寶寺塔,為首批公布的國家重點保護文物之一,是否預浩建的那個不太清楚,太多的古代建筑都是這樣,盡管建造技術十分高超,卻沒有留下工匠的名字。比如西安小雁塔,更有“三離三合”的神奇,即:三次地震時分裂,又三次自行“復合”。神奇的原理是什么呢?近代在修復小雁塔時發現,當時的工匠根據西安地質情況將塔基用夯土筑成了一個半圓球體,受震后壓力會均勻分散,從而使塔身像“不倒翁”一樣。
周密《癸辛雜識》云:“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边@顯然只是一種猜想,哪有某個工匠,即便都料匠也罷,能夠包攬一切的道理?但歷史上那些留下了姓名的工匠,又往往不能與作品進行對應。朱啟鈐等先生編輯、楊永生先生新編的《哲匠錄》,便是一部關于古代工匠名錄的書。書中“所錄諸匠,肇自唐虞,迄于近代;不論其人為圣為凡,為創為述,上而王侯將相,降而梓匠輪輿,凡于工藝上曾著一事,傳一藝,顯一技,立個言若,以其于人類文化有所貢獻”,因此,舉凡“營造,疊山,鍛冶,陶瓷,髹飾,雕塑”等方面的能工巧匠,一概收錄。像圣字輩的鯀、禹一類,將相級的曹操、蕭何、楊素、韓琦等,在他人看來,“淪為”工匠或許有些屈尊吧。
明朝宋濂寫過一篇齊桓公責備工師翰的寓言故事,工師翰就是一名工匠。宮殿壞了,建新的,工師翰全權負責。先去伐木、用木排運出山,然后“麾眾徒,操剞劂斲之,運繩尺剫之”。五個月后,大功告成;腹豢,“東阿之楹有樗者”——東宮有根柱子是用臭椿樹做的,不高興了,責備說:“樗,散木也。膚理不密,瀋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為柣為棖尚不可,況為負任器耶?”這種樹一堆毛病,不密實,聞著臭,做成門檻什么的都不合格,何況要承重?工師翰假裝委屈,我把別的'地方都弄得那么好,“嘉木以為桯,文磶以薦址,畫藻以奠井,堅堊以厚墉,陶甓以飾黝”,梁柱缺了一根用椿樹湊數,不成想就被責備了;腹o他講道理,宮殿就是靠柱子支撐的,“一楹蠹則傾隳”,怎么能行呢?工師翰這時也講道理了,國家穩固正如同宮殿穩固,如果“眾壬進”,奸臣當道,能行嗎?桓公說肯定不行。工師翰說,那你只看到臭椿柱就是“察其小而遺其大”了,看看現在朝里掌權的,雍巫、夷鼓初、寺人貂、開方,這四個都是什么人,“皆蠧矣”;腹腥淮笪,“于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工師翰先故意露出破綻,然后以桓公之矛攻桓公之盾,邏輯如工藝般嚴謹,進諫效果也就自然可期。
如果說宋濂筆下的還只是寓言故事,那么宋朝李誡編撰的《營造法式》不僅是對建筑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而且更有助力防止腐敗的社會價值。李誡即工匠出身,“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堅窳之制,堂構之方,與繩墨之運,皆已了然于心”。但該書在技術層面之外,還明確了勞動定額,以及運輸、加工等所耗時間,對于編造預算,施工組織都有嚴格規定,相當于一套建筑工程的制度、規范,從而能夠有效地杜絕物料浪費和工程管理人員中飽私囊。如李誡這樣一種工匠精神,不是同樣足令我們景仰嗎?
當下為什么要提出培育工匠精神?在我看來,出發點顯然不是要打撈傳統手工藝,而是旨在將傳統手工藝中蘊藏的精益求精注入現代企業。這兩年,我國游客不是走到哪個國家就在哪里“掃貨”并不斷成為新聞嗎?究其原因,國人口袋鼓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國貨信譽有待提振。這樣來看,就不難明了此種提法的戰略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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