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彬
當前教育領域的很多所謂“市場化”，只不過使相關行政部門手中又多了一個管理學校和大學的手段而已，行政部門并沒有將主導權交給市場，對于教育事業的整體把握也沒有完全放手。
考研(微博)的目的是什么?
針對這一問題，國內曾有媒體作了一番調查。結果顯示，有84%的在校大學生認為，如果沒有家庭背景，考研是增強就業滿意度最有效的砝碼。且不論這樣的想法是否正確，單從結果上看，不久前公布的一項數據或許會讓這些學生失望了。據統計，今年我國研究生計劃招生規模超過58萬人，是2003年研究生招生總數的兩倍。而來自《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09年，國內碩士生就業率連續下降。2009年和2010年，碩士生就業率甚至不及本科生。
都是結構惹的禍
事實上，研究生就業率的下降并不算是一個新話題。就在人們對此關注的過程中，一個名詞被越來越多人提及，這就是“專業碩士”。
2009年，教育部正式發文，作出了碩士研究生主要面向應用的決定，要求從當年起，對大部分專業學位碩士實行全日制培養，并發放“雙證”。從1991年便已經出現但一直處于邊緣地位的專業學位教育制度首度引起公眾關注。
今年，在所有報考研究生的學生中，專業碩士的報考人數已經占到全部考生的1/4，錄取人數更是超過所有錄取人數的1/3。根據教育部的規劃，到 2013年，碩士研究生教育將力爭實現從以培養學術型人才為主轉向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至2015年，專業碩士將在整個招生名額中占到50%。短短幾年間，專業碩士之所以迅速“走紅”，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職業性、復合性、應用性的培養特質對就業的幫助。復旦大學(微博)校長楊玉良在擔任教育部學位辦 主任時，就曾對媒體表示，專業學位教育的突出特點是學術型與職業性緊密結合，擴招一定數量的專業學位研究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應對當前就業問題。
據了解，西方國家的專業碩士一般占到總碩士比例的70%～80%，由于在培養目標和培養方式上更貼近市場，專業碩士的就業率一般要好于學術型碩士。
在采訪中，南京大學(微博)教育研究院教授、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操太圣表示，在國內研究生培養規模較小時，大范圍的學術型培養有其必要性。但如今研究生培養規模已經大大擴張，學生的學習目的也變得更為實際，“此時進行結構性調整是必要的”。
只是，這樣的調整又該如何進行呢?
盲目擴招不是辦法
“研究生就業率下滑的主要原因還是要歸結于擴招背景下，研究生培養質量的下降。但碩士研究生結構的失衡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北京大學(微博)教務部副部長盧曉東這樣表示。但他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的一份擔心如今專業碩士的擴招速度是不是又有些過快了。
據統計，目前我國已經開設了40個專業碩士學位，報考人數達到十幾萬，而這些專業中，相當一部分是在近些年才開設的，目前尚沒有畢業生，培養方針和就業前景均不明朗。
“我國大規模系統化培養研究生只有二十幾年時間，專業碩士制度的實行時間更短。毫不夸張地說，國內專業碩士的培養現在還處于初步的摸索階段。在沒有充分掌握教育規律的情況下，此時大規模地提高招生比例，我很擔心是否會陷入"欲速則不達"的尷尬中。”盧曉東說。盧曉東的擔心并不是獨有的。事實上，隨著專業碩士的持續擴展，其培養方式尚未擺脫學術化的固有模式、培養方案不明確、缺乏配套資源等問題已經暴露出來。有專家指出，這些問題的出現，與許多高校沒有想清楚如何培養專業碩士，就開始大規模地招生有著密切關系。對此，操太圣表示，一項政策的出臺，首先需要經過事先調查，否則很難作出合理方案。“有關部門作出這一決定的初衷是好的，相信也借鑒了國際經驗，但我們還需要更加深入地對國內情況進行研究，作出更加切合實際的決定。”
沒有出現的“常態化”
在盧曉東看來，如果說研究生結構的調整速度有些激進的話，那么在調整廣度上則有些不夠。
“學術型和專業型的劃分只是研究生教育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學科門類之間的調整。”盧曉東舉例，大量歷史專業的研究生找不到工作就是我們沒有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節學科結構的后果。早在幾年前，這一問題就曾經引起過爭論。在采訪中，湖南大學(微博)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胡弼成坦言，當前我國的學科調整主要依靠行政設置，然而市場的變化是遠非行政手段所能跟蹤和適應的。“學科的調整應該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反饋，但我們恰恰是自上而下的指派。”
事實上，在去年3月教育部修訂學科目錄時，曾明確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可以在一級學科學位授權權限內，自主設置與調整二級學科。這一政策的出臺伊始，有關專家預測，高校調整二級學科設置將成為常態。然而一年多已經過去，意料中的“常態化”并沒有出現。“我們的大學并不完全知道怎樣適應，甚至引領市場的變化，也不知道跨學科研究生培養的合理機制到底在哪里。”盧曉東表示，跨學科研究生的培養需要不同學科教師的合作、資源的調配和跨學科的聯合，但至少在高校層面，我們尚未建立起相應的調整機制。“新專業目錄下來后，我和一些研究生院的老師交談，他們對新政策都不太明白，更不要提主動應用了。如今這一政策已經少有人提及。一項政策的實施固然需要時間，但不等于可以停滯不前，我們需要分析一下原因。”盧曉東說。
真市場化還是假市場化
胡弼成所在的教育科學研究院幾年前開始招收教育學專業碩士。一開始，校方希望招收一些有實際經驗的學生，但在實際推行中卻遇到了政策方面的困難。“去年相關部門下發文件，要求增加大學生畢業生的招生數量，壓縮脫產學生數量。但是教育碩士本身就是為第一線培養中小學教師，大學生缺乏實踐的沉淀，顯然不利于專業碩士的培養。”胡弼成說。胡弼成表示，盡管教育主管部門一再聲明加強市場的導向作用，但在實際操作中，行政干預依然過多，對社會需求和專業特性的考慮也依然不夠。“有些人認 為專業碩士的社會需求不大，但沒有找到真實原因。我們的一些專業招不到人，并不是專業本身的問題，而是由于一些政策限制。這導致想報的不能報，想學的不能 學。”
“中國教育體制相對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最大的變化就在于市場因素的進入。但是這種介入并沒有真正取代政府對學校的管理。”操太圣坦言，當前教育領 域的很多所謂“市場化”，只不過使相關行政部門手中又多了一個管理學校和大學的手段而已，行政部門利用市場的力量，但并沒有將主導權交給市場，對于教育事 業的整體把握也沒有完全放手，這顯然不是真正意義的市場化。“市場化的一個基本特征便是高校在招生人數、考試要求、學科設置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權，這不但適 用于專業碩士的發展，而且對整個高等教育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但遺憾的是，我們在國內完全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