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士論文開題
開題報告是指開題者對科研課題的一種文字說明材料。這是一種新的應用寫作文體，這種文字體裁是隨著現代科學研究活動計劃性的增強和科研選題程序化管理的需要而產生的。開題者把自己所選的課題的概況(即"開題報告內容")，向有關專家、學者、科技人員進行陳述。然后由他們對科研課題進行評議。開題報告作為畢業論文答辯委員會對學生答辯資格審查的依據材料之一。
碩士論文開題1
一、研究問題與文獻綜述(研究背景與問題、相關文獻綜述、主要參考文獻)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之間交往頻繁，日本曾經師從于中國，對中國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近代以來，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自顧不暇，日本通過荷蘭了解世界的大變遷，對中國崇敬的態度發生了變化。1862年5月江戶幕府派遣貿易官船“千歲丸”前往上海，隨行的武士高杉晉作等纂寫了《游清五錄》《上海雜記》等十余種著作，向日本人描繪了**戰爭后中國的面貌，中國的喪權辱國刺激了日本，日本人對中國的蔑視情緒日益加深。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日本的民族意識急劇膨脹，對中國的蔑視也趨向熾熱。但是，中國文化以各種形式在幾乎所有領域對日本的滲透，使日本人潛意識中形成了與中國割舍不斷的文化情結，這一點在明治時期出生，并且受過漢詩文教育的日本文化人中尤為明顯，他們一方面對中國文化極為推崇，一方面又萌生凌駕與“指導”中國的侵略心理，內藤湖南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筆者在本科階段對內藤湖南有所了解，主要學習了唐宋變革論及中國歷史分期法，在學習過程中發現內藤湖南雖然對中國文化極其推崇，但是他多次提出中國文化出現“中毒現象”，在唐宋之后走向衰落，要挽救中國文化只能依靠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通過進一步的學習，筆者認識到內藤湖南所謂的日本拯救中國的論調不僅局限于文化方面，在對中國東北地區的管轄治理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早在日俄戰爭之前，作為記者的他就發表了很多新聞社論，對滿洲歷史的研究也是他學術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于他在學術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文化中心說、唐宋變革論等其實也為使滿洲獨立于中國提供了理論依據，內藤湖南對滿洲的態度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九一八事變之后，內藤湖南對滿洲所表現出的熱情更加明顯，關于滿洲國的建設提出了一系列的構想與方案。內藤湖南為何如此重視滿洲，其對滿洲的熱情是否與日本的擴張有關?他是如何為日本出兵滿洲造勢的?建設滿洲的構想與方案具體有哪些內容?其構想與方案和日本政府建設滿洲的政策是否有相似之處?這些問題都是我比較感興趣的，所以決定將《內藤湖南的滿洲國建設方案》作為自己碩士研究生階段的研究課題。
國內對內藤湖南的研究是隨著內藤著作漢譯本在中國的出版而發展起來的，五六十年代內藤湖南曾出現在“外國資產階級反動學者論中國歷史”的資料集中，此后只有幾篇綜合評價其學術成就的文章問世，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內藤湖南的《中國史通論》《中國史學史》《燕山楚水》等著作發行了中譯本，掀起了內藤湖南研究熱，三十年來研究成果比較豐富，但是主要集中在內藤湖南的歷史分期說和“文化中心移動說”等問題上，對內藤湖南滿洲國問題進行研究的成果還是比較缺乏的，即使有所涉及也是一帶而過。正因為如此，學界的研究現狀為本選題的討究留下了廣闊的空間。筆者在研究生學習期間，經過導師對這方面知識的講解以及自己對這方面史料的不斷收集，對這一研究課題產生了濃厚興趣，同時也萌發了對該課題進行探索研究的想法。
內藤湖南揭示日本文化與亞洲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的內在深遠聯系，提出只有日本文化才能擔當起挽救中國甚至亞洲文化的重任，以此來達到掩飾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地區這一事實，這是亞洲文化主義的一種。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共同體這種思想在明治維新以來被眾多日本文人提及，內藤湖南是其中的一員，他的思想是這一思潮發展線索上重要的一環，他的思想誕生于甲午戰爭日本勝利的狂熱中，在日本殖民中國東北，建立偽滿政權的時候發展成熟并希望付諸于行動，最終也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和“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化理論源頭之一。
(二)相關文獻綜述
日本對內藤湖南的研究起步還是比較早的，內藤湖南于1934年去世，在其去世的當年和次年開始出現悼念文集、生平略歷以及著述目錄。隨著內藤湖南著作的整理出版，對他的研究不斷深入，研究成果頗豐。中國對內藤湖南的研究是在20世紀80年代興盛起來的，雖然此前學術界對內藤湖南有所提及，但是都是散見于一些日本中國學研究的著作和論文當中，或是綜合評價其史學成就的文章，如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上的貢獻》(1934)等。國內研究內藤湖南的學者有嚴紹璗、錢婉約、夏應元、劉正、陶德民、劉岳兵等，他們研究內藤湖南數十年，并且參與內藤湖南著作的中文翻譯。80年代以來關于內藤湖南的學術成果雖然不斷涌現，但是多集中在其對中國的學術研究方面，如中國史學史、唐宋變革說、文化中心說等，對內藤湖南滿洲國問題進行研究的成果還是比較少的，現將所收集的資料按照中文著作、外文著作、中文論文和外文論文四個方面進行整理分類。
(1) 中文著作：
內藤湖南一生都從事中國學的研究，對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有所涉獵，因而他的學術成果十分龐雜，對其學術思想做整體上的把握是比較困難的。在這方面的著作中，錢婉約的《內藤湖南研究》和連清吉的《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學家——內藤湖南》是十分優秀的著作�！秲忍俸涎芯俊肥俏覈鴮W者首次對內藤湖南進行較為系統的學術梳理和學術解析的專門性學術著作。作者特別注意到內藤湖南不是一位“學院派”學者，記者的身份使內藤湖南得以多次來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研究，這對研究中國大有裨益。作者對內藤湖南的評價是比較公正的，肯定了內藤湖南作為中國史研究巨匠所取得的成果，也看到了他的“民族主義”立場，書中用一章的篇幅介紹了內藤湖南的滿清研究，作者認為內藤湖南對滿清的研究與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擴張計劃是有一定聯系的。《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學家——內藤湖南》在介紹內藤湖南學術思想時特別注重京都學派對他的影響，以及其學生如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等對內藤湖南學術成果的繼承與發展。
李文的《東亞合作的文化成因》強調，以內藤湖南為代表的歷史學家揭示日本文化與亞洲文化尤其是與中國文化的內在深遠聯系，是文化亞洲主義的一種形式。內藤湖南積極主張日本學者應該創造新理論、新學術，樹立亞洲人的學問體系，以便發現日本文化應有的精神內涵。即他主張，從古代就開始攝取中國文化的日本應該以近代化的自覺為媒介，創建新的東洋學術。而學者的使命就在于實現這一理想，使日本成為將來世界文化的中心。內藤湖南希望亞洲各國團結在日本周圍，以日本文化為中心重建亞洲文化，這一主張最終也成為侵略亞洲的“大陸政策”和“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化理論源頭。
此外嚴紹璗的《日本中國學家》、李慶《日本漢學史》、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等著作中關于內藤湖南的論述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2)外文著作：
在美國方面值得介紹的是佛格爾的《內藤湖南——政治學與中國學》，于1984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89年出版了日文版。此書不再是站在日本的立場上，而是在中日雙邊政治關系、中日學術史的大背景下，分階段論述了內藤湖南在政治思想和中國學方面的成就與局限。
日本方面關于內藤湖南的著作比較多，三田村泰助《內藤湖南》、小川環樹《內藤湖南的學問及其生涯》、千葉三郎《內藤湖南與他的時代》這幾部專著對內藤湖南的生平、主要學術成果及思想進行了較為系統的介紹，而且注重對內藤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進行分析。加賀榮治《內藤湖南筆記》對內藤湖南的筆記進行了整理，使我們可以更加微觀地把握內藤湖南學術思想產生的脈絡。內藤湖南研究會編《內藤湖南的世界——亞洲再生的思想》收錄了12篇文章。第一部分是關于內藤湖南的歷史、文化與政治，有兩篇文章，高木智見《內藤湖南的歷史認識及其背景》和大谷敏夫《內藤湖南的中國文化論與政治論》;第二部分的內容是內藤湖南與同時代的中國與日本，由四篇論文構成，小野泰的《內藤湖南和他的時代》、吉尾寬的《內藤湖南的中國共和制論》、山田伸吾的《內藤湖南與滿洲帝國》、《內藤湖南與辛亥革命》;第三部分為內藤湖南的史學，也有四篇論文，蔑森健介的《內藤湖南與京都文化史學》、福原啟郎《內藤湖南關于中世貴族形成的思考方式》、小林義廣的《內藤湖南的中國近世論與人物論》、馬彪《內藤史學與清朝史論“大勢論”》;第四部分戰后社會與內藤湖南，收錄了谷川道雄《有關戰后的內藤湖南批判》一文。
陶德民的《明治的漢學家和中國：安繹天囚湖南的外交論策》以內藤湖南等漢學家為例，分析了其中國認識，其認識是從“鄰人”(同文同種的鄰國)意識到“監護人”意識的變化過程.而對所謂“監護人”意識，又指出其有時起“反哺”作用，有時起“反噬”作用。原宗子《亞細亞時刻：以政教社的內藤湖南為中心》指出“政教社”宣揚的國民主義、西村天囚主張的坤輿文明論和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洋文化論對內藤史觀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吉川幸次郎《東洋學的創始者們》提到內藤湖南作為東洋史學的創始者之一,自身有堅實的漢學根底，對中國學術尤其是清代學術有深厚的修養和興趣，內藤致力于東洋史的研究，對東洋史在日本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外，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明治以來日本人的中國旅行記》、神田信夫《滿學五十年》等著作中對內藤湖南的論述也是值得注意的。
(3)中文論文
錢婉約《內藤湖南及其“內藤史學”》指出內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動說”理論揭示中國變遷的歷程是：文明中心由洛陽、長安而分為兩途，政治中心在燕京，文化中心則在江南，因此，文化的發展不一定與政治相一致，有其獨立發展性格，隨著地氣的盛衰、人文的聚散而文化中心不斷移動。內藤湖南把宋以后中國政治、文化中心南北分途，并把東北滿洲與華北燕京相提并論，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卻在強烈暗示讀者今后中國北方的滿洲將代燕京而興起。聯系到甲午戰爭前后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擴張野心，就不難看出在這種社會思想背景下內藤特別重視滿洲的現實原因。
李少軍《武昌起義后內藤湖南、桑原騭藏之涉華議論評析》中提到內藤湖南認為中國統一的國家已經向著解體的方向發展，蒙古、西藏、新疆從中國分離出去顯然是將來的命運，東北雖然與蒙古、西藏情況有所不同，但從兵力、財力來看，作為領土問題，或許最終支那必須割舍。只要將來人民的實力持續發展，則蒙古的土地成了誰的領土，西藏的土地成了誰的領土，滿洲成了誰的領土，都不一定妨礙漢人的和平發展。對日本盤踞東北南部，他所強調的是“日本使滿洲在經濟上‘開發’了東北南部，并為此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世界各國予以承認，就形成了所謂特權”，對這樣的特權，中國不能拒絕，最后甚至還要求中國將東北“割舍”。
徐習文，謝建明《從日本的中國美術研究看日本侵略中國的圖謀》也指出內藤湖南將中國兵力和財力上的困難作為割舍東北的依據，內藤湖南分析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民族關系，認為中國的版圖太大以致在國防上的財政支出力不從心，從而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其現實的著眼點在于滿洲：領土過大是累贅，那么割讓出去就是好事，即使中國抵抗也無實力，還不如拱手相送。而且，內藤湖南還提出“國防不必要論”他認為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應該首先明白，未來二十 年支那絕對沒有國防的需要�，F在雖然俄羅斯和英國等侵略了蒙古和西藏，但可以說支那沒有與之對抗的兵力。即使支那完全放棄國防，被入侵的土地還是有限的，決不至于完全危及國家的獨立，這是由列強的均勢所決定的�！偃缛毡净蚨砹_斯等，有斷然使之滅亡的決心，則無論如何也抵御不得。
王向遠《近代日本“東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華圖謀——以內藤湖南的<支那論><新支那論>為中心》指出內藤湖南從中國各個民族的關系，特別是滿洲與其他民族的關系入手試圖為滿洲獨立尋找借口，要說蒙古、西藏還有土耳其種族，他們本來是在清朝的時候服從支那的，隨著自己的勢力增強，而生起獨立之心，是理所當然的事。不管是蒙古人還是西藏人，他們服從支那，本來服從的是滿洲的天子，只有滿洲的天子統一了他們，他們才服從之，所以壓根兒就沒有服從漢人所建立的國家的意思。在滿洲朝廷倒臺的同時，所擁有的各異種族的領土隨之解體，是當然之事，內藤湖南之所以做這些分析和論證，其現實著眼點是在滿洲。
葛兆光《邊關何處?——19、20世紀之交日本“滿蒙回藏鮮”之學的興起及其背景》指出19、20世紀之交，日本的東洋史學迅速成型，所謂“滿蒙回藏鮮”之學迅速崛起，這與日本政界重建國際地位和擴張領土的野心有關，在明治維新之前，鮮少人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但是19、20世紀之交在日本東洋學重要人物內藤湖南等人的推動下，滿洲史的研究逐漸有大踏步的進展，設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學術調查部。內藤湖南對滿洲、蒙古和朝鮮下了很大功夫，曾經搜集了蒙文版《蒙古源流》，在沈陽拍攝了四千余張滿文老檔的照片，并以此編輯了《滿蒙叢書》，內藤湖南對滿洲問題的重視與日本當局的態度有很大的關系。
李德山《國際史學界對六至九世紀中國東北邊疆民族與中央王朝關系史研究述評》談到由于我國東北地區獨特的地理位置，更由于民族與政權及疆域的不可分性，所以自19世紀中期開始，國際史學界對我國東北地區古代邊疆民族給予高度重視，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甚至形成了多個史學團體和流派。日本史學界對我國東北邊疆民族及政權的研究，既早又全，研究的觸角幾乎伸向了每一民族、每一領域，且與近代日本的崛起與崩潰密切相關。明治初年至1945年的早期研究，特點非常明顯，就是為滿蒙獨立以及日本的軍事占領尋找歷史根據，以配合其“大陸政策”的施行，首先變我國東北為他們的殖民地。因之，日本國內的政客和御用文人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著，提出了一系列違背史實的主張和觀點，內藤湖南就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錢婉約《歷史上的日人來華訪書熱》提出日本大規模的訪書活動是在逐漸走上侵華道路的時代展開的，學術訪書往往與政治擴張互相依存。在軍部出面的情況下，內藤才得以強行壓價買下了黃寺收藏的明代寫本金字《蒙文大藏經》，內藤湖南對滿洲研究熱情如此之高并非完全出自個人愛好，日本的中國東北地區擴張政策對內藤的研究有促進的作用，內藤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日本政府。
何溥瀅《日本收藏滿文文獻概述》認為內藤湖南是有意識的收集滿文文獻的第一人，還在日俄戰爭前夕，日俄關系極度緊張的時候，內藤湖南就來到俄國勢力范圍下的奉天進行考察。1905年8月，內藤湖南以日本外務省囑托的身份，再次到奉天調查史跡與文獻，直到這年年底。8月24日，內藤湖南在中國當局辦理了拜觀許可證，27日就在盛京宮殿崇漠閣看到了“天聰年間的舊檔冊”，即后來人們所稱的《漢文舊檔》。內藤湖南利用了同在這里搞文物建筑調查的東京帝國大學二位教授市村攢次郎、伊東忠太帶來的木制寫真機，由擅長攝影的大里武八郎具體幫助，將檔冊一頁一頁地取下來，用“印畫紙”在太陽下烤曬錄制，以藍曬圖的形式全部錄出。這一次調查，內藤湖南還在崇漠閣中發現了《滿文老檔》，該檔冊是清太祖、太宗兩代歷史的詳細記錄。由于內藤此時已懂得滿文，已銳敏地感到這批檔冊的寶貴價值，七年后，即清朝滅亡后的第一年1912年，內藤湖南與京都大學總長羽田亨博士一起，再赴沈陽，將《滿文老檔》全冊4300頁及《五體清文鑒》五千余頁，全部照相，將底片帶回日本，現收藏于東京東洋文庫，這應該看作是日本有意識搜集滿文歷史文獻的開始。
(4)外文論文
水野明《日本的“中國非國論”的檢證》提出戰前日本的東洋史學界代表學者京都大學教授內藤湖南的中國論是值得注意的。內藤在《支那論》一書中說:“中國應放棄中國周邊的領土，僅保有中國本部就行了”，又說:“因為中國人缺乏國民國家的政治能力，日本人是不能默視英、美人的瓜分中國”。這種蔑視中國人的見解，不僅給史學界以莫大的影響，也暴露了內藤的帝國主義的思想。內藤認為中國人缺乏造成國民國家的資質。在《新支那論》一書中，內藤的中國非國論更顯明了。內藤在《新支那論》里強調的是“文化中心移動說”。他說:“日本是東洋文化的中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勢力”。接著他說:“日本和中國在政治上成為一體時，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日本人在中國或在政治上社會上活躍時，中國人一定不會感到不可思議的”。“其現狀是日本的經濟進出不過是日本國民在中國經濟界的運動而已。日本的經濟運動，對中國民族之將來的生命的延續，富有莫大的效果。要阻止這種運動，中國民族必將衰死。從這種大使命觀點來說，日本之對中國的侵略或日本的軍國主義的議論，就不成為問題了”。也就是說，內藤的主張是日本人代替中國人統治或支配中國政治或在社會上經濟活動，都是有裨益于中國的，同時也可以解決日本人口*發的危機。這種論調無疑的是給日本侵略主義、軍國主義提出了根據。因之，我們不能不說內藤是把日本之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軍事侵略正當化了而已。
山田伸吾的《內藤湖南與滿洲帝國》，對現實主義的內藤湖南與理想主義的橘樸進行了比較。橘樸的思想核心是把西歐社會科學理論與中國現實結合在一起，在滿洲國實現農村民主主義。橘樸在政治上主張實現“非資本主義的職業自治國家”，消滅地主、資本家等“不勞而獲階級”，實現農民、勞動者、具有知識修養的工薪階層在平等基礎上的自治。內藤則根據中國歷史發展的理論構想出由滿洲人的自治完成滿洲國建設發展的途徑。
(三)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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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意義(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本文以“內藤湖南的滿洲國建設方案”為主題，考察內藤湖南圍繞滿洲的活動，分析其滿洲建設構想產生的根源與目的，通過與日本政府對滿洲政策的比較，對內藤湖南的滿洲建設構想與方案做出評價。滿洲國問題一直都是中日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但是很多人將目光投向政府或是核心成員，往往忽略了滿洲核心人物之外，對滿洲問題十分熱心并且希望對滿洲建設進言獻策的學者，內藤湖南就是這樣一位日本民間學者。因此對內藤湖南圍繞滿洲的活動進行考察，研究其滿洲建設方案是具有理論價值的。
當今中日兩國在如何認識日本侵華這一問題上存在比較嚴重的分歧，日本始終存在著為其侵略行徑辯護開脫的言論，具體到滿洲國問題上也存在著在經濟、文化上提攜中國東北地區的說法，本文試圖以內藤湖南這一人物入手，將其滿洲國建設方案作為個案進行研究，揭露其所謂建設滿洲背后的侵略意圖，更加深刻的認識到日本在“東亞共榮圈”這一幌子之下的侵略實質。
三、研究目標與內容(研究目標;研究內容或框架;研究的重點與難點等)
(一)研究目標
以國內、外文獻資料為基礎，以相關研究成果為借鑒，對內藤湖南圍繞滿洲的活動進行考察，對其言行進行分析，理清內藤湖南滿洲獨立構想的思路，把握其滿洲國建設方案的侵略實質，探求其方案與政府滿洲建設政策之間的關系。內藤湖南希望亞洲各國團結在日本周圍，以日本文化為中心重建亞洲文化，對中國的拯救與復興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步，在他看來所謂的東洋文化圈本是以中國為核心的，只是中國文化自身危機四伏，只能由日本取而代之，滿洲對于內藤湖南來說是他這一思想轉化為現實的實驗基地，他的很多研究都是在為滿洲獨立尋找借口，偽滿洲國的建立無疑讓他看到了光明的未來，他躍躍欲試為滿洲國的建設進言獻策。內藤湖南代表了他所在時代的一類人，他們提出興亞論，是亞洲文化主義思想的倡導者，筆者希望通過內藤湖南的滿洲國建設構想與方案對這一思想有所了解與研究。
(二)研究內容
緒論
(一) 選題意義
(二) 研究現狀
(三) 研究思路與方法
一、 內藤湖南其人及其滿洲獨立構想
(一)內藤湖南其人(要有簡單介紹內藤出身的大學、及其所屬學派的特點等內容)
(二)滿洲獨立的必要性：(1)滿漢矛盾;(2)財政困難;(3)兵力不足;(4)疆域過大;(5)力保本土
(三)日本在滿洲獨立中扮演的角色
二、內藤湖南滿洲國建設方案
(一)滿洲國建設理念——“王道樂土”
(二)滿洲國政治建設方針——“共和與帝制之爭”
(三)滿洲國經濟建設方針——“日滿合作”
(四)滿洲國軍事建設方針——“建立滿洲軍部”
(五)滿洲國文化教育建設方針——“培養新型人才”
三、內藤湖南滿洲國建設方案的影響
四、結語
(三)研究重點與難點
1、重點及擬解決的關鍵問題
內藤湖南針對滿洲問題所發表的言論比較多，將其言論進行分析整合，比較全面清晰的把握其滿洲獨立構想是比較重要的，這一獨立構想也反映了內藤湖南對日本侵華的態度。內藤湖南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文化亞洲主義，為亞洲團結一致抵御西方的入侵尋找文化依據，并主張日本有領導亞洲的能力和使命，在對待日本入侵中國的問題上以中日共榮為借口，承認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同時反復強調借鑒了中國文化的日本是唯一能夠拯救中國的國家，日本對中國東北的占領是以幫助中國為目地的，內藤湖南的滿洲建設方案標榜著促進中國東北的的發展，建設所謂的“王道樂土”，看清其建設方案的侵略本質是本文重點解決的問題，通過內藤湖南對文化亞洲主義有具體的認識也是本文的重點問題。
2、難點
內藤湖南學術成果非常龐雜，其著作有十四卷之多，縱觀其一生對滿洲問題十分重視，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還抱病去滿洲考察，對滿洲問題的言論比較多又散見與眾多的文章之中，整理其滿洲言論比較復雜和繁瑣。
內藤湖南從滿漢矛盾、軍事、財政等眾多方面論證滿洲獨立于中國的好處，要弄清楚這些問題有一定的難度。在提出滿洲國建設意見時內藤湖南多以日本相關政策作為依據，時常將滿洲和日本的情況進行比較，對臺灣、朝鮮等殖民地也多有提及，筆者在進行寫作的過程中要參考眾多材料，將相關問題進行比較，這是比較困難的。
本人日語能力和水平有限，對日文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難免會出現材料的取舍以及翻譯和理解不當等問題，在理解材料和整合內容中還缺乏一些知識的積累和科學方法，所以在論文的寫作中會出現把握不足的情況，還要多向老師和同學請教，聽從他們的寶貴意見。
四、研究方法與實施步驟
(一) 研究方法
本文始終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基本出發點，堅持文獻學與史料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本文擬從文獻學和史料應用的角度對內藤湖南滿洲國建設方案這一問題進行研究，聯系當時的社會背景與內藤湖南的人生經歷，做到整體把握、重點分析，運用歸納法和分析法力求做到客觀論述，以便更好的完成寫作。
(二) 實施步驟
論文寫作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xx年10月——20xx年4月為資料搜集和整理階段，本階段主要對論文涉及的參考資料(文獻、調查、論文等)進行全面的搜集和具體的整理，去粗取精。
第二階段：20xx年5月——20xx年11月進行論文初稿的寫作，本階段主要是在資料搜集和整理的基礎上爭取完成論文初稿的寫作。
第三階段：20xx年12月——20xx年4月進行論文初稿的修改與完善，本階段根據導師對論文初稿的反饋意見對論文進行完善，達到碩士畢業論文寫作的要求。
碩士論文開題2
論文題目：《生物學教學中滲透愛國思想教育對學生的影響》
學號XXXX姓名XX
立題意義、主要研究內容及擬解決的關鍵性問題
立題意義：
愛國主義教育是學校提高青少年思想政治素質的重要途徑，作為學校教育，擔負著對學生實施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責任。而中學生物學科必須充分發揮其重要作用。結合生物教學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我們生物教師長期而又緊迫的任務。本文詳細調查分析當前生物課堂上教師在培養學生愛國主義思想上的困惑，并為如何提高學生的愛國思想提供更多更好的方法。
主要研究內容：
1。當前生物教學中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的幾點困惑
2。生物教學中滲透愛國思想教育的途徑
3。生物教學中滲透愛國思想教育的意義
4。生物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的愛國思想
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
在生物課堂上如何結合教材結合學生的心理特點，對學生進行更全面的愛國思想教育，增加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
立論根據及研究創新之處
立論根據：
《生物教學大綱》明確指出，通過講述祖國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我國古代和現代的生物科學成就，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而中共中央宣傳部頒發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也再次強調，必須制定各學科愛國主義教育內容，分解貫徹到各相關學科的課堂教學中去。已有研究表明，當前廣大生物教師對課堂上如何結合教材培養學生的愛國思想存在很多的疑惑，迫切需要切實可行的方法。
創新之處：
關于生物課堂上如何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目前國內外尚沒有太多的研究和報道。筆者結合身邊的實際和中學生的心理特點，提出現實生物教學中教師對愛國思想教育的方法和素材的困惑，為更好的加強學生愛國思想教育提供更多更好的方法。力圖解決廣大1線生物教師在這方面的困惑。
參考文獻目錄
1、《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努力開創中小學德育工作新局面》--周濟在全國中小學德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2、《生物教學大綱》人民教育出版社20xx年6月第21頁
3、《愛國主義實施綱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第56頁
碩士論文開題3
一、研究目的
本文從探究交往能力理論三大功能，即陳述功能，意向表達功能和以言行事功能三個方面闡述交往能力理論應用于翻譯主體間性問題的可行性。在實證分析方面選取《紅樓夢》正冊金陵十二釵判詞的兩個英譯版，研究交往能力理論在翻譯活動中所起到的作用。通過對具體實例的分析與比較，探討翻譯主體間性在翻譯實踐中如何通過交往能力得到體現。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翻譯活動的歷史幾乎像語言一樣悠久，從有語言之始便有了翻譯這一人際交往活動。翻譯這項活動中必然涉及到雙語之間的轉換，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其中就包含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在因素--交往能力。翻譯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古代的傳統翻譯研究到現代多視角翻譯研究，翻譯大致經歷了三種范式。以不同主體作為中心，翻譯研究范式可分為：作者中心論范式、文本中心論范式和譯者中心論范式。這些研究范式都以一個主體為研究中心，其本質都屬于單主體范式研究。可以明顯看出，這些研究范式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弊端，那就是研究都過于側重參與翻譯過程的某一單一主體或客體，這種弊端會造成在翻譯過程中忽略其他主體之間的交往，也就是所說的翻譯主體間性。哈貝馬斯在交往能力理論中提倡“以主體間性為中心”,這一思想改變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使其由原來的支配關系變為主體與主體之間的話語交往關系。同樣的，翻譯過程也不是主體與客體二者的分離，更不是主體對客體的支配，而是主體間的共存，是主體與客體間的交往與對話。
二、研究問題
在國內外的翻譯研究中，研究者們對翻譯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研究一直保持較高的關注并已成為研究中必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研究者們都注意到了主體間性在翻譯活動中的重要性，對于哲學理論的選擇和研究范式的選取上有著不同的分歧。在眾多的研究中，有一部分學者是從論述純理論的角度出發，沒有結合具體實例對翻譯主體間性問題進行探討。而另一部分學者對具體實例進行了探討和分析，但大多以主體的主觀自主性為研究重點，忽略了作者、譯者、讀者和文本等多種因素的參與。前輩學者的研究為翻譯主體間性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視角，但在翻譯主體間性的研究過程中，也能發現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
本文對以下三個問題進行探討和分析：
研究問題 1,交往能力理論能否有效解決翻譯主體間性相關問題?
研究問題 2,交往能力理論在翻譯活動中所起到的作用?
研究問題 3,在個案翻譯實踐過程中翻譯主體間性如何通過交往能力理論得到體現?
三、研究內容
論文分為五個章節：
第一章為緒論部分，主要介紹本研究課題的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內容、研究意義，并對全文內容進行梳理。
第二章為理論框架及文獻綜述。首先，對本章涉及到的理論進行詳細的介紹。從主體的產生到主體性的含義再到主體間性的特征都分別進行一一介紹，同時也介紹了哈貝馬斯對該理論的貢獻并對翻譯主體間性的概念進行梳理并總結翻譯主體間性的特征即差異性、同一性和建構性。接下來介紹和評析了普遍語用學視域中的哈貝馬斯交往能力理論。介紹了普遍語用學的產生以及對哈貝馬斯的交往能力理論的產生提供了存在環境。本章還重點介紹了哈貝馬斯的交往能力理論，就其內容和功能著重說明。其次，本章還對研究過程中涉及的理論的研究現狀進行系統的總結和介紹，分別為翻譯主體間性的國內外研究現狀和交往能力理論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首先，介紹該研究的研究方法采用定性研究與實例研究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研究。其次，本章論述了該研究的材料來源，具體論述為什么以《紅樓夢》正冊金陵十二釵判詞的兩個英譯版本為研究材料，以及為什么選取楊憲益和霍克斯這兩個英文譯本。最后具體闡述了該研究的研究設計。
第四章為本論文的核心部分，基于交往能力理論的翻譯主體間性的實踐。
本章主要以《紅樓夢》的兩個英文譯本作為研究材料。首先，對十二個判詞進行文本分析，具體介紹判詞所描寫的內容，并對兩個英文譯本在用詞方面進行比較分析。其次，從譯者與作者主體間性和譯者與讀者主體間性兩方面對文本進行對比研究。
第五章是討論部分，此部分包括發現和啟示兩方面。首先為翻譯主體間性在譯者主體和作者主體間的體現，其次是翻譯主體間性在譯者主體和讀者主體中的體現，最后是翻譯主體間性在譯者主體和文本客體中的體現。本章從三個方面詳細的論述翻譯主體間性在翻譯活動過程中如何通過交往能力理論發揮作用進行闡述。最后，總結實例分析對翻譯主體間性的啟示。
四、研究意義
理論意義方面，隨著翻譯研究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其研究經歷了三種范式的變化。翻譯主體間性對翻譯研究的影響也越加明顯。翻譯作為研究的重點，在研究的過程中必須有一個強大而又富有合理性的理論來進行支撐，而哈貝馬斯的交往能力理論正是對主體間性的研究。如果想實現成功的交往，言語行為就要符合一定的有效性要求，這就需要交往主體具有交往資質，也就是所說的交往能力。交往能力理論重要性的最生動的表達在于他是主體的一種資質，在這種資質的作用下主體之間可以相互理解并達成共識。交往能力理論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合適的理論支撐和新的研究方向。
實踐意義方面，通過對交往能力理論及翻譯主體間性的研究發現：翻譯的本質就是各主體間的相互理解，相互溝通并實現翻譯結果的完美呈現。交往能力理論中主體間性是對主體性的延伸，他對翻譯具有極大的實踐意義。在現實社會中使用不同語言的人與人之間必然存在溝通，溝通的重要性讓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意識到翻譯的特殊意義，翻譯成為人與人之間相互溝通的重要手段。
然而如何更好有效地溝通卻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那么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翻譯的成功離不開這種復雜的人際關系的影響。同樣的，如果想得到完美的翻譯結果也離不開翻譯主體間的交流與合作。因此，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際意義上，這種回歸性的研究都會對翻譯活動有一定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