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的30年主持路

曹可凡的30年主持路

　　1987年，一檔《我們大學生》的節目，讓上海觀眾認識了當時還是醫學院學生的曹可凡，也讓他日后踏上主持之路，成為滬上響當當的“金話筒”。在主持生涯迎來30周年之際，曹可凡聊起自己見證的主持幕后故事，其中點滴更可見這些年中國電視生態的變化。

　　“無論多么嚴肅的晚會，詞多么難背，可凡大哥每次都拉著大家在后臺說段子講笑話，而我上場前要反復背詞，心里很緊張，特別恨他!”同為滬上知名主持人，陳蓉日前如此“埋怨”曹可凡。

　　“我是學醫出身，學醫的長處就是記憶力好，厚厚的書，每本都要從第一頁背到最后一頁。”在曹可凡的回憶中，主持人的口若懸河，多少是背出來的，但30年來，他們手中的臺本、串詞也在不斷地改變。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晚會熱”風靡全國，但串詞給主持人的發揮空間十分有限，稍有差錯，后果嚴重。“中國電視主持人最早基本上是照著稿子讀，等到我這一代，開始在局部做小的發揮，但還是不能離開稿子太遠。所以相比今天，當時的節目看起來比較規整。”

　　不過，等娛樂節目興起，主持人的拘束就沒那么多了。“真正改變大概是2004年以后，無論是《舞林大會》還是《加油好男兒》，不再有特別具體的串詞了，我們拿到的都是大綱，總體跟著大綱走就可以。”在曹可凡眼中，有無文本，對主持人都是一種訓練。“我們那一代人趕上了最好的時候，接受了文本和無文本這樣兩輪訓練。有過很強烈的主題晚會的錘煉，背過規整的臺詞，之后無論是做娛樂節目還是即興發揮，說的內容都還在框架之內，不太會‘捅婁子’，不至于找不到度。”

　　至于觀眾最喜聞樂見的主持人救場或是即興發揮，則更多考驗主持人的積累。2005年上海國際電影節頒獎禮上，黑人影星摩根·弗里曼在上臺頒獎時，特意掏出一塊真絲手絹裹住獎杯，這個看似不起眼的細節，立刻被一旁的曹可凡捕捉到，并在隨后的主持中大贊摩根·弗里曼對電影節的尊重。“當時很多人都沒發現這個動作，這實際上也說明主持人的觀察能力很重要，而且觀察到以后還要破解行為背后的本質——他為什么這么做?有什么用意?這需要很多年訓練。”

　　直播何其難 “上海7分鐘”曾經歷驚險一刻

　　除了背詞的基本功，許多觀眾看來平淡無奇的現場直播，對主持人的考驗也極大。曹可凡笑言，真正用來形容大型直播主持的，應該是“如履薄冰”，在日積月累之后，才懂得現場有太多需要嚴絲合縫的細節，也常有千鈞一發的驚險時分。

　　以今年除夕央視春晚備受好評的“上海7分鐘”為例，上海分會場一度遭遇主會場節目超時帶來的調度難題：原來，導演組原定于23：40將鏡頭切換到黃浦江畔上海分會場，主持人朱迅會與坐鎮上海分會場的曹可凡打招呼，但由于主會場的節目超時，串場環節被取消了。

　　“我們提前20分鐘就候場了，上臺后我看不到畫面，耳機里導播告訴我，‘現在節目超時，一會兒成龍大哥的《國家》一結束，我會10至1倒數，攝像機紅燈亮了以后，你再開始說詞。’但等倒數結束，紅燈卻沒有亮，我當時有點抓瞎，直播現在切出的畫面是什么?我到底是說還是不說?說早了，畫面還停留在主會場，很難堪;說晚了，全國觀眾都會看到主持人在發愣。”如今回想起來，曹可凡依然心有余悸，好在上千臺直播的經驗讓他冷靜下來，“最后我在心里默數了三拍，同時判斷究竟是什么狀況，所以特意放慢了第一句‘又是歡樂除夕夜’的語速，等看到切近景的3號機燈亮了，一切正常，立刻加快語速。”

　　事實證明，這個判斷再準確不過。原來，就在他登臺后不久，北京和上海兩地的導演組決定在切換畫面時追加一個帶有東方明珠的全景畫面，由于時間緊迫，導播甚至來不及告訴臺上的曹可凡，而他心中默數的三秒，讓聲音與畫面恰好配合。“旁人看不出中間發生過這么可怕的事情，可是我在那么冷的黃浦江邊，還是一身汗，后脊背發涼。”他由此感慨，主持人要有“雜家”的素養，對音樂、畫面的節奏都要有所掌握，“比如鏡頭語言，你熟悉了才知道怎么接，直播看不到畫面，但心里要有畫面。”

　　訪談怎么聊 第一個問題甚至會想幾個小時

　　除了大型直播節目與娛樂真人秀，訪談也是許多主持人青睞的類型之一，《可凡傾聽》 走過14年，曹可凡眼中的訪談節目也悄悄發生著改變，其中更不乏犀利火爆的“標題黨”。

　　“相對來說，我們當年對主持人語言的管理比較嚴格，電視生態環境也比較平和，主持人對所有人都比較客氣。但現在多少會有人覺得，不劍走偏鋒就不能脫穎而出，所以語言和風格上必須‘標題黨’。”他感慨地表示，如今的觀眾或許會喜愛一些辛辣的內容，但訪談主持人不能因為自己是平臺的主人，就對嘉賓頤指氣使，“可能很多人愿意用這種方式，但我的習慣是無論是小明星還是大藝術家，態度都要平等，哪怕我不喜歡你，我可以禮貌表達我的看法，沒必要非把人逼到死角。”

　　在訪談中，一些較為隱私的話題如何處理?臺灣知名主持人張小燕給曹可凡的建議是，“對方不喜歡的，就不要問。”“人家上你節目，就相當于到你家做客，你為什么要為難一個客人呢?”但他同時表示，這并不意味著主持人不要動腦筋想辦法。“比如我采訪楊振寧先生的時候，也試圖和他聊翁帆的話題，但一直不知道怎么切入。后來我想到一個比較幽默的問題，‘楊先生，您見翁帆的父母，你們互相怎么稱呼?’楊先生也笑了，說，‘他們叫我楊教授，我叫他們翁先生翁太太。’這樣問了以后，彼此的防御就破掉了，接下來就很愉快。提問是個藝術，要反復琢磨，我經常為第一個問題琢磨好幾個小時，因為問得不好，你可能就被請出去了。”

　　更重要的是，訪談節目需要大量的事前準備，采訪某領域專家，就要深入其領域了解其創作。“有時候案頭工作很漫長，實際用卻只有一丁點。有時候你自以為做了很完整的準備，但還是有缺漏。同樣是采訪楊振寧先生，我問他與李政道先生之間的關系。楊先生突然說，李政道先生對這個事情有自己的說法，他曾經出版過一本書，你有沒有看過?我確實沒有看過，那個瞬間我無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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