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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德里達對黑格爾與馬克思辯證法的認識

        時間:2020-11-01 16:49:50 哲學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德里達對黑格爾與馬克思辯證法的認識

          德里達在對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辯證法的看法上表現出兩重性:由于站在現代哲學的開放性、斷裂性與殘余性的角度看問題,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相關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引言

          德里達在對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辯證法的看法上表現出兩重性:由于站在現代哲學的開放性、斷裂性與殘余性的角度看問題,因此在將這一辯證法與非辯證思維對比的時候,能發掘出它運動而不僵化的一面;在以解構主義的要求審視這種辯證法時,又能看出它的封閉性和抽象性。本文擬簡要論述這種雙重性,并以辯否定的有限性問題例示這一點,最后簡論德里達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態度。

          一、德里達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態度

          德里達對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辯證法的態度首先是肯定的。

          第一,他強調黑格爾辯證法的積極意義是它的否定性,即"把哲學作為提問本身"的運動過程。德里達說,像黑格爾那樣的"追問哲學可能性及其興亡的人"已經被追問本身和追問的話語所縛。哲學就是在不斷地回過頭來對自身進行"思辨、反思和提問",而提問本身又是"有限和必亡"的,"這就是哲學作為提問本身之能力或歷險與哲學作為該歷險中既定的事件或轉折的差異".[1](P31)即作為哲學本質的追問的無限性和某一具體哲學追問活動的有限性之間的差異。

          第二,德里達認為"大寫的辯證法"是克服和消解在場的形而上學的有力武器。他認為,所謂"大寫的辯證法"是那樣一種運動,"通過它消耗以當下的方式得以補償,辯證法乃是重復的經濟學。即真理的經濟學".它之所以能夠克服和消解在場的形而上學,是因為它包含著某種重復、延異的重復,而這種重復就意味著否定性,"它將過去了的當下在場當作真理和觀念性加以接納并加以保存".這種"過去了的當下在場"不同于"非重復性、絕對的而且無歸路的、一次性耗盡了當下在場",它使傳統的本體論、辯證法壽終正寢。[2](P442-443)也就是說,傳統辯證法本身包含了使其自身消解的東西。

          第三,正像黑格爾的否定觀被德里達用來"詮釋"解構哲學一樣,黑格爾的辯證法也被德里達改裝成具有"對抗源頭哲學或基督教觀念"的"悲劇"色彩的東西。德里達說:"只要人們恰當的思考辯證法的視界---在某種黑格爾主義的陳詞濫調之外---也許就會理解到它是有限性的那種無限制運動,是生命與死亡的統一體的那種無限運動,是差異,是原初重復,也就是作為簡單源頭缺席的悲劇之源的那種無限運動。在此意義上,辯證法就是悲劇,是對抗關于純粹源頭的哲學或基督教觀念,對抗'關于開始的思想'

          的那種唯一可能的肯定。"[2](P445-446)第四,他認為黑格爾辯證法中具有非還原論思想。德里達告誡我們,要把黑格爾的哲學原理和哲學體系與他的具體的哲學文本區別開來,不能把后者還原為前者。黑格爾的具體的哲學文本"必然要產生一種強有力的文字作用,以及一種文字剩余物",那就是要超越黑格爾的哲學原理和哲學體系的"自身同一性,并在其自身同一性之外重復自己".[3](P120)另外,德里達指出:"黑格爾也是思考不可還原的思想家。他恢復了思想的地位,把它重新確立為產生符號的回憶……黑格爾把書寫符號的本質必然性重新引入了哲學話語,也就是說重新引入了蘇格拉底式的話語,而蘇格拉底式的話語始終相信不留書寫痕跡也照樣談論哲學:黑格爾是最后一位書本哲學家和第一位文字思想家。"[4](P35-36)最后,他認為黑格爾辯證法是一個具有"絕對原創性"的思想體系。他稱黑格爾的哲學體系是一個"具有決斷力、主動性及絕對原創性、但卻備受威脅的共同體……是個就問題的可能性提問的共同體",而且提出的這些問題是"絕無僅有"的,至今"還蘊藏著一種尊嚴和一種不可動搖的決斷義務,一種未受浸染的責任",[1](P129)即具有哲學的徹底的反思性和深刻的人文精神。

          但是,德里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否定和解構上。因為在德里達看來,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傳統辯證法的代表,而傳統辯證法又是作為主流意識的西方近現代哲學,特別是它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的代表,因此,對這些思維方式和方法論的解構和批判,必須包括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解構和批判。盡管如此,德里達本人對這方面并沒有專門集中的論述(他本人也承認解構傳統辯證法是一項"非常吃力而又費時"的工作),他這方面的想法散見于他的解構論之中。

          第一,德里達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建立在傳統的理性主義的"神學本體論"即實體本體論基礎之上的、帶有獨斷論傾向的思辨思想體系:"辯證法總是那種喪失了我們的東西,因為它總是預設了我們的拒絕。"[2](P443)在德里達看來,黑格爾辯證法的"預設"前提就是他經常提到的傳統哲學的實體本體論即"神學本體論",在黑格爾那里就是"絕對精神"的本體論。

          第二,黑格爾辯證法是一個以絕對理念為主體的自我運動的絕對封閉的"在場的形而上學",同時又表現出"無主體的"主體性(即無鮮明個性特征)的客觀主義傾向。德里達說:"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沒有避免說出'人'這個詞并非出于偶然,而且他在描述發生于意識科學領域(現象性自身及其運動的必要結構)中:即經驗與意識之科學中的戰爭時(比如大寫的主人與大寫的奴隸的辯證關系)沒有借助人類學的參照。"[1](P225)第三,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否定是有限的自我否定,表現出辯證法批判的不徹底性。德里達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否定之所以是有限的自我否定,是因為他的哲學體系存在著一個終極目標和目的,即"古典無限的肯定性圓滿"或"終極和平".在其中,無限的肯定性占有絕對的支配地位,而否定、徹底的否定只占有從屬的地位,甚至只是實現某種終極目的的工具。德里達說,辯證法的"無-有限"的矛盾性,"可能確定了思想與語言斷裂的那個最深刻的點".而在黑格爾的思想體系中,有限成為一個"永恒囚徒",因為在其中,黑格爾從內容和形式的關系的角度把思想和語言加以區分和等級化,使有限成為一個片面的有限,即不是同時是一種否定的有限。[1](P197)另外,在黑格爾的思想體系中不存在真正的差異,因為他從體系的"終極和平"出發來承認"否定性、不安或戰爭"等作為差異的因素,看作一種有限的差異,"相異性要么于整體呈現中被取消,要么就會絕對的被削弱".[1](P224-225、P225注1)第四,關于黑格爾的邏輯與歷史或結構與歷史的統一問題。

          在德里達那里,歷史是一種"在場",是一種還原論的方法和運動:德里達說,歷史性這個主題是在很晚才引進哲學之中的(確切地說,是在19世紀)。但是,"它一直是把存在的規定性當作在場來使用的".雖然在所有的古典概念中,一直存在著認識和歷史的對立的錯誤觀念,因為"歷史永遠是某種生成性的統一體,而這個生成的統一體可以被當作真理的傳承或科學的發展來思考";但是,傳統的思想觀念把歷史當作科學的對象來認識:歷史發展"向著于在場中、于對我的呈現中去占有真理這個方向的,它也朝著在自我意識中進行的認知的`那種方向".這種思維方式表現為,"歷史一直是被當作歷史的某種還原運動,即當作兩種在場間的臨時性不穩定過渡來思考的".[2](P521-522)德里達認為,黑格爾在歷史和存在之間的中介運動是絕對精神的自我外化和自我顯現,不是承認差別和環節的絕對外在性或完整性,而是把它們含括在、消滅在絕對精神的整體性之中,因此這種中介運動是一種"末世學的絕對顯現":"當黑格爾指出缺席與在場的統一性,非存在與存在的統一性時,辯證法或歷史至少繼續處于話語層次,我們將這個層次稱為盧梭的意謂,稱為兩種充分論證呈現之間的中介運動。末世學的絕對顯現也是充分言語的在場,它以邏各斯的(自我)意識來概括所有的差別和環節……這種形而上學的節奏通過顯現和自我顯現的結合而體現出來……我們應該事先謹慎的承認這種歷史性的內涵;沒有這一點,銘刻在一種狹隘結構中的東西就不是文本,尤其不是盧梭的文本。"[4](P357-358)

          二、例示:有限的否定

          為了認識黑格爾辯證法的局限性,德里達重點分析了黑格爾辯證法的中心概念:"揚棄".

          德里達認為,"揚棄"與他的解構的延異原則和策略是對立的。延異是對黑格爾"揚棄"概念的"限制、中斷和消解",它反對揚棄對二元因素的調和及其辯證系統的封閉性。他說,延異是對揚棄加以維護和"中和"的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及其體系的封閉性的解構。[3](P88)同時,他也指出了黑格爾揚棄的內在性(有限性)和自然傾向:"黑格爾式的揚棄完全在話語、系統或意謂勞動的內部發生。一種規定性在另一種揭示其真理的規定性中既被否定又得到保存。從某種無限的不定性到某種無限的規定性,人們經過的是從規定性到規定性的轉變,而由無限的那種不安定引發的這個過程,使意義連貫起來。揚棄被含括在絕對認知的循環中,它從不超出它的封閉范圍,也從不懸置話語、勞動、意義、法則等的那種整體。因為黑格爾式的揚棄從不揭露絕對認知的那種掩蓋形式,而是借助對這種形式的保存,所以它不折不扣的屬于巴塔耶所說的那個'勞動世界'……因此黑格爾式的揚棄,大概應屬于有限,大概是一種禁忌到另一種禁忌的那種過渡形式,即禁忌的那種循環,作為禁忌真理的那種歷史……只要揚棄被扣留在有限中,它就是這種自然意識的囚徒……它從自然意識出發去展開意義或意義的欲望,而這種自然意識是自閉于認知意義/方向為目的的循環當中的:

          總是從哪兒來到哪兒去。它看不到(意義的)歷史從中脫穎而出的那個游戲的無基底。在此范圍內,哲學、黑格爾式思辨、絕對認知及它們在其封閉中無止境的命令著和將會命令的一切,就始終是一些自然的,通俗意識的規定性。這種自我意識是依賴性的。"[2](P498-500)在此,德里達區別了解構的否定性與揚棄的否定性的不同。黑格爾的否定是以邏輯推論的形式進行的,它使自己達到與對立面即肯定的融合,在話語中它與"意義、概念、時間、真理鏈條"相符合,邏輯內在連續性的要求決定了其否定的形式一貫性。而解構的否定性是一種真正現實的"否定的勞動",是一種無保留的抽象總體性的結構的"絕對分裂"的過程:延異的那種徹底的否定性,即"無度的、無保留的"和"絕對分裂"的否定性,不同于黑格爾的揚棄的"以推論的方式追隨到邏輯的那個點"的那種有限的否定,因為在那個邏輯終點上揚棄使邏輯與意義相符合,而不是揭示其中的差異和矛盾。相反,延異以"痙攣的撕裂那種否定的面目"使它自己不再成為對邏輯體系的肯定性,而是成為其中的否定性的東西。它要打破邏輯體系中的那種在話語中它與意義、時間和真理鏈條之間的合作,不再使自己和勞動等成為理論體系中的工具性和中介性的東西,而是使它們成為真正的相對于絕對理論體系的徹底的否定因素。但是,黑格爾出于維護他的體系的內在連貫性而對體系結構本身存在的差異性視而不見,從而掩蓋了揚棄概念對體系徹底否定的那個方面,"每一個命題都是服從那種解釋性決定的一種解釋。

          邏輯連續性的必要就是所有黑格爾式解釋的那種解釋性決定或解釋性領域".[2](P467)黑格爾辯證法的差異是不包含"完整的他者"的差異。黑格爾辯證法的他者是被絕對理念所規定和含括的他者,因此是有限的他者:"他者的立場,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總是最終自己將自己設置為理念的他者,即在自身有限的規定中與自身不同,其目的是為了返回自身和同化自身,以及在自身無限豐富的規定中向自身靠攏等等。"[3](P132)同時,德里達指出,在黑格爾體系的兩極對立如自我與他者之間、內部與外部之間以及同質與異質之間并不存在真正的對立,因為對立因素之外的他者總是被吸納進對立的兩極中的一極,或者"重新確定為外在于文本的實在".因此這種他者不是真正的無限的他者,而是有限的他者。[3](P110)黑格爾揭示差異,是為了消滅差異,把它歸結為絕對精神的本體。

          黑格爾辯證法的思維是一元論的,而延異強調多元思維:"黑格爾在《大邏輯》中將差異規定為矛盾,其目的僅僅是為了解決它、內化它并將它上升(按照思維辯證法的三段論過程)到本體-神學,或本體-目的論的綜合的自身在場,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確定地加以區分。延異……必須表示出與'揚棄'系統和思辨辯證法決裂的那一點。因為延異的這一沖突性(只有當人們通過對黑格爾的矛盾概念的長期研究后才界定它,延異才能被稱為矛盾)從不能被完全解決,它在我所謂的文本中一般地表示它的結果,該文本不可能簡約為一本書或一套書,從不可能簡約為古典意義上的指稱,也即為規范它的活動的某物或某先驗所指所支配……一元主題的書寫或解讀總是急于將自己固定在限定的意義、文本的主要所指(也即它在主要指稱)上,與這種直線性展開的主題相比,把注意力集中在多元意義或多元主題上無疑是一種進步。

          不過,這樣一種多元意義是在意義的一元概要所隱含的世界中構成的,也即在辯證法的視界中構成的。"[3](P90-91)換言之,黑格爾是從目的和手段的關系的角度來看待差異問題,即把差異看作是達到絕對理念的終極目的的工具;而從德里達的延異游戲的原則看來,差異是相對于結構的絕對的無限的他者的功能,一個無法化約為結構的邏輯關系的功能。

          三、德里達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認識

          總的來說,德里達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看作是傳統的主體哲學的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在某些方面有著和黑格爾的辯證法同樣的性質和傾向。他認為,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仍然受到形而上學思想的支配。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文本中,矛盾和辯證法自身仍然受到傳統形而上學的支配,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的文本并沒有"將矛盾概念從它的思辨的、合目的的和末世學的視野中游離出來".[3](P117)另一方面,馬克思的辯證法具有實證論、還原論和先驗論的傾向。他說,在唯物主義的文本中,物質概念并非都被定義為"絕對的外在性或根本的異質性".他甚至不相信在唯物主義的文本中存在一個真實的絕對外在性的概念。唯物主義的"物質"概念并沒有逃避開"使它成為一個新的基本根源(通過理論上的還原,它被再次構成為一個'先驗所指')".不僅狹隘的唯心主義依賴先驗所指,而且"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也是如此。[3](P108)德里達同時又崇尚馬克思辯證法的否定、批判和反思精神,認為這是馬克思辯證法的"真精神",對于今天和以后人類思想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他說:我們總是想一下子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看起來它在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必不可少---同作為本體論、哲學體系或形而上學體系的,以及作為歷史唯物主義或方法的馬克思主義區別開來,而且同把自我納入政黨、國家或是工人國際的機構之中的馬克思主義區別開來。[5]P98需要指出的是,德里達對馬克思辯證法的客觀主義缺乏足夠的認識。例如,他在贊揚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在對傳統認識論哲學的顛覆的同時,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唯物主義的實證主義傾向對哲學批判性的限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他本人也具有反思和批判的不徹底性,即客觀主義傾向。

          簡言之,傳統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這種客觀(科學)主義傾向對思想所造成的最大后果是哲學思維方式或辯證法的否定、批判和反思精神的被遮蔽、被削弱,在一定程度上遺忘了對人的存在和命運的沉思;它不但使哲學成了一種實證化的思想和工具,而且使之成為一種有限性的思維,一種意識形態,甚至轉向了哲學批判的反面、啟蒙的反面,即一種意識形態式的辯護和蒙昧。在這方面,德里達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認識是有其合理之處的。

          參考文獻:

          [1]德里達。書寫與差異(上冊)[M].張寧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2]德里達。書寫與差異(下冊)[M].張寧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3]德里達。一種瘋狂守護著思想---德里達訪談錄[M].何佩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德里達。論文字學[M].汪堂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5]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M].何一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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