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體論為何是詮釋學？
現代中文的術語（其中相當一部分出自日本人之手）中，"本體論"被用來譯"Ontologie"或"ontology"；而"Ontologie"的本義是"關于存在（eon，Sein，being）的理論"。所以這個詞可以被譯為"存在論"、"本體論"、"有論"、"是論"，等等，就看我們如何譯"eon"、"Sein"或"being"了。另一個要點則是，"eon"這個詞是古希臘文中系動詞"eimi"的動名詞的中性形式，因而"存在"或本體的問題與這種拼音文字的系詞現象、也就是使用"是"的判斷句這樣的現象密切相關。;對于"搞哲學"的人來講，特別是深受西方古典哲學影響的人來講，“存在”似乎天然就應是最關鍵的一個哲學術語。其理由是：它執行著最普遍的（一切東西都是"存在者"，都含有著存在）、最高級的（高出存在者，無可理喻）的理智功能；沒有"存在"，就一切都"不存在"，也就是一片黑暗，毫無意義；等等。于是，"存在與思維的關系"、"存在的種類和性質"、"存在可不可以被認識"、"如何認識存在"就成了哲學的最重要的問題。然而，我相信，對于那些與利馬竇（M.;Ricci,1552-1610）交往的明末清初的士大夫而言，對于清末初讀洋玄學、洋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講，"being"或"存在"的問題必是個怪誕的問題，追究它似乎是在做一種疊床架屋的費力游戲。講"花紅柳綠"，語意已足，卻偏要說個"花是紅的；柳是綠的"。上講"天道"、"仁義"、"陰陽"、"自性"、"有無"、"理氣"不就是精微之學嗎？何必非要圍著"存在"作文章？;
從今人的角度看，這種反應并不是"思想落后"或"缺少概念思維能力"的表現，而是一種天－真（天然含有某種真理）的反應。"存在"以及它所依憑的語言現象確實是屬于某個歷史階段和某種特殊語境的，絕沒有涵蓋全部人類的純思維的普遍性。它是一種"行話"，而那些還沒有受它擺布的人們有理由、并且應該對它感到奇怪。由這種驚奇開始，可以出現進一步的不同反應，其中的一種就是去弄清"存在"的原義。即便做為一個西方人，海德格爾也還沒有失去這種驚奇感。他對于"存在"或"本體"的原本含義的追究導致了一種揭示"存在"語境的"詮釋學"（Hermeneutik），或本體（存在）論意義上的詮釋學。反過來說也是對的，即這種追究導致了詮釋學意義上的本體（存在）論。;
一般說來，"詮釋學"指教人正確解和解釋他人的話語、特別是文字話語（文本）的技藝。它在歷史上特別指神學中對《圣經》的解釋方法，在近現代則擴充到對文本及其他文本（比如文本）的解釋。主要由于海德格爾的工作，詮釋學獲得“哲學”的或純思想的含義，與"現象學"和"存在問題"貫通了起來，并且賦予"解釋"（hermeneuein,;Auslegung,;Interpretation）和"文本"以更深廣的意義。;
然而，這樣一種內在的關聯，即存在與詮釋（hermeneus）的內在關聯初看上去是費解的，特別對于那些已習慣于"存在"的觀念意義或實體（ousia,;substance）意義的人，很難將這種終極的（對于傳統形而上學而言就意味著超時空的）實在與"詮釋"，即一種傳遞和解釋語言信息的活動和技藝聯系起來。"存在與思維"的關系已經夠困難的了，而"存在與語言詮釋"之間更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但這里恰恰蘊藏著理解海德格爾思想、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理解其后的歐陸哲學發展的樞機；擴而言之，它與后形而上學時代的中西哲學對話也密切相關。因此，本文就將討論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存在（本體）與詮釋（語言的理解和解釋）內在相關？說得更明白一些就是：為什么原本的存在就是原發的詮釋，而原發的詮釋也就是原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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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希臘時代"存在"問題的語言背景;
到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希臘哲學的面貌為之一變。盡管我并不認為畢之前的伊奧尼亞的（Ionian）能被所謂"質料因"解釋，也不能由那個意義上的"自然哲學"一語概括，但畢達哥拉斯以"數"為本原的看法較之其前人而言確實是獨特的，極深刻地影響了后來的發展。除了其它影響之外，這種學說讓當時的人們看到了這樣一種新的可能，即形式符號的含義及其關系，其實也就是一種特殊的"約定"（nomos）語言和技藝，居然可以表達或"說出"（logos）似乎更確定和精巧的"對立"與"和諧"，以及由它們體現出的"本原"。;
克塞諾芬尼（Xenophanes）對于神人同形同性論（anthropomorphism）的批判與其說是出自理性的立場，不如說是出自對于"神"這個詞的的確定含義（"定義"）以及與之有關的一整套普遍化語言的要求。他已開始為自己的觀點進行"論辯"。如果我們仔細地讀他關于"神不是發生出來的"等論證，，就會清楚地感到他是力求利用語言本身的含義（"同類"、"不同類"、"產生"）來進行某種"演算"，盡管不再用數字的語言了�？巳Z芬尼的學生巴門尼德（Parmenides）也同樣受到畢達哥拉斯的影響，當然也認識到用那時的語言來直接解釋人生與世界是牽強的。他要尋找的是一種有自然語言根基的，但又能進行必然的"數學"推算的"思想語言"。他發現以"存在"（eimi，"是"）為中心的一套語言比以"神"為中心的語言更能滿足這個要求，因為用"eimi"及其各種變式（estin；eon，meieonta；einai；等）能做出更適合探索終極真理的"語言游戲"。讓我們看他的一段名言：;
來吧，我告訴你（你要諦聽我的話），只有哪些途徑是可以設想的。第一條是：存在[者]是存在的，它不可能不存在（that;IT;Is,;and;it;is;not;possible;for;IT;NOT;TOBE）。這是確信的路徑，因為它通向真理。另一條則是：存在是不存在的，非存在必然存在（thatIT;IS;NOT,;and;that;IT;is;bound;NOT;TOBE）。這一條路，我告訴你，是什么都學不到的。因為既不能認識非存在（這確乎是辦不到的），也不能把它說出來。[1];
很明顯，這里有某種"自明"的東西，而且主要不是觀念上的自明，而是語義上的自明。說："存在是存在的，它不可能不存在"靠語言本身就"是確信的路徑"，因為"存在"的含義本身就說的"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從單義的觀念上看，這種話是無意義的同語反復，但在當時的希臘語境和思想發展的脈絡中，這話卻表達出了很獨特、深刻的"真理"。"eimi"及其諸變式既有"存在"的含義，又是系動詞"是"；因此說"存在是；存在不能不是"就確實說出了個意思，即"存在"與"是"這個語言現象是內在相通的。在中文里，說"善善"、"惡惡"、"親親"[2]和“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是有意義的，甚至是有深意的；而在古希臘文里，說"存在存在"也是一樣。更何況，在巴門尼德之前的赫拉克利特也確實講過："我們既踏進又不踏進同樣的河流；我們既存在又不存在（we;are;and;we;are;not;）"[4];一類反襯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