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佛教的哲學特點
[摘 要]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以后，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包容，融會貫通，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通過分析中國佛學三方面哲學特點，解讀了中國佛教至今依然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的原因。
[關鍵詞]中國佛學 禪宗 哲學 特點
禪的本意是思維修養、靜慮定心，原是印度佛教的一種修煉方法，自漢代傳入中國以后，在其流傳發展的過程中與中國固有的文化相適應，逐漸演變成中國式的佛教，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而禪宗始于南北朝，始祖為菩提達摩，傳至慧可為二祖，僧璨為三祖，道信為四祖，弘忍為五祖，惠能為六祖。六祖惠能是中國禪宗的創始人，他與孔子、老子被稱為“東方三大圣人”，歐洲將他列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列，他們的塑像被陳列于英國大不列顛圖書館廣場，供世人瞻仰。禪宗傳入中國后，逐漸演變，脫胎換骨，最后成為中國佛教的正宗流傳于世。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涌現了一大批中國本土的高僧，像智者大師、善導大師、六祖惠能、南岳懷讓、石頭希遷、馬祖道一、百丈懷海等法門龍像，燦若群星，薪火相傳，續佛慧命，共同參與創造了中國化的佛教，也為創造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做出了貢獻。
綜合來看，中國佛學具有以下三大哲學特點。
�。ㄒ唬┲袊鸾虖娬{入世
本來印度佛教認為：人生是苦，人生無常，不值得留戀，應該從生死輪回中解脫出來，人們在現世解脫是不可能的，只有萬念俱灰，歷世苦修，才能達到涅槃境界。
而中國佛教卻從淡薄入世與出世的界限，到不離世間求解脫，最后把出世之佛教完全變成世俗化的佛教。特別是中國的禪宗，更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實現成佛理想�；菽茉鴱娬{:“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似求兔角�！鄙駮舱f:“若在世間即有佛，若無世間即無佛。”宋代的著名禪師宗杲甚至提倡“喜時怒時，凈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卻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覺底時節”，也就是說，世俗的一切事務乃至人們的一切動作施為，皆是佛教的一等做工夫處。他反對把在家和出家、世俗和僧侶對立起來，贊揚李邦產在富貴叢中參得禪，楊億雖身居翰林也參禪，張商英做江西運轉使也參禪。這種在世俗事務中參禪，宗杲認為比終日打坐念禪的禪師要強得多。由于佛教的這種儒學化與世俗化，出現了僧侶禪師與士大夫相互交游！酬唱的局面。大慧宗杲之于張九成，雪竇重顯之于曾會，佛印了元之于蘇軾，大覺懷璉之于王安石，黃龍祖心之于黃庭堅等。而士大夫參禪者更多，唐代的王維、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楊億、理學家周敦頤、二程、陸九淵等，無不熱衷于參禪或出入于佛老。
中國佛教的亦出世亦入世，迎合了人們徘徊于出世與入世間的特殊心態，使得士人近佛成為可能。
�。ǘ┲袊鸾踢m應性強
佛教主張境界論，認為世界是“色空”�！吧笔俏镔|，亦即人的肉體；“空”并不是什么都沒有，也不是講什么都不存在，而是指一切現象都是虛幻的、不真實的。反過來說，虛幻的世界又是存在的、真實的，是一種境界。所以說：“色不離空，空不離色，色既是空，空既是色。”在解釋世界起源的理論方面，與基督教的“上帝創世說”不同，佛教認為世界“真如”，本來就是如此。在終極關懷問題上，佛教追求“極樂世界”、“西方凈土”，不光自己得到幸福，而且要“普度眾生”。禪宗認為，佛就在自己的心中，所以它強調心、佛、眾生是一體的，三位一體，心外無佛，離開了你自己，外面沒有佛。佛教實際上是“無神論”宗教，這一點與中華民族理性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魏晉名士崇尚清談，為了適應他們說玄談玄的需要，佛教性空般若之學便廣為流傳。后來，長期的社會動亂使士大夫對現世生活失去信心，于是，涅槃佛性的解脫思想就取而代之。而禪宗的即心即佛，頓悟成佛的觀點更是受到歷代士人階層的一致推崇。特別是禪宗和凈土宗的弘揚，更是把佛教從煩瑣的戒律和義理中解脫出來。禪宗不講累世修行，不追求繁冗的宗教儀式，不搞布施財物，而是主張在日常生活中頓悟成佛，這種修行方法的簡化，順應了中國人崇尚簡易的傳統思維方式，使大乘教最終在中國站住腳跟，并轉化成中國佛教。
另外，大乘佛教的許多觀念，與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以及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在許多方面也是聲氣相通的。它的入世思想與中國儒家歷來倡導的經世致用思想相合拍；它的“人皆可成佛”思想與中國儒家宣揚的“人皆可為堯舜”的觀念相合轍；它的“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又與中國儒家“盡心知性”及務實性格相吻合；而佛教各派都提倡的禪定修行方式以及“清靜”等觀念，又與中國道家的“靜觀玄覽”、“坐忘”、“清凈自然”等契合。
饒宗頤說過：“佛教為什么能夠很容易被中國人接受呢？我想，一是因為佛教講仁慈，也講孝道，與中國的倫理相通。二是佛講平等，把神的觀念沖淡了�！狈鸾虒χ袊鴤鹘y文化的這種高適應性，使其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百姓，都能夠接受和宣揚。
�。ㄈ┲袊鸾膛c儒學相融合
自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之后，儒學逐漸上升為社會的統治思想，至唐韓愈提出恢復孔孟道統后，儒學的影響逐漸增大。其中，主張修、齊、治、平，提倡為王道政治服務的入世精神，深深影響了中國歷代“士大夫階層”，在他們的身上崇道也好，近佛也好，無不打上了“儒學的印痕”。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經國濟民的兼濟之志一直是儒家文化為士大夫們規定的價值理想，士大夫們也始終以“祖述堯舜，憲法章程文武，克己復禮”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但在封建制度下，國家盛衰興亡皆系于皇帝一人，對士大夫大多采取唯我所用的態度，順之者取，逆之者則棄，廣闊的歷史舞臺并沒有給那些有獨立精神的士大夫們提供一片施展才華的用武之地。這必然與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人生觀發生矛盾。中國的土生土長的道教，只是為失敗者構筑了一個虛幻的精神家園，人生的永恒在這里并不能實現，暫時的逃避并不能使他們徹底擺脫人間的`苦痛。而大乘佛教強調濟人利物救世的思想。“佛出人間”，佛性就寓于世俗之中，佛性實際上就是人性的凈化及高度升華。所以，佛教不能離開人世間，而個人也不能脫離現實生活和社會群體。強調的是在苦難的基礎上覺悟，在覺悟基礎上幫助啟發他人，在樂助他人的同時堅定地擴展自己的覺悟，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徹底的人生解脫�？梢�，這種中國佛教思想，剛好可以和儒教思想互補。深受儒家人生哲學影響的封建士人，在遇世事不濟，人生遭遇挫折之時，便選擇林泉自隱，吟月嘯風，修身養性，作為對人生失意的一種暫時的逃避，在出世與入世間都能找到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