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祆教美術及其遺存的圖式特征論文
(一)北周安伽墓圍屏石榻及拜火圣像安伽墓中最有代表性的藝術品是“圍屏石榻”,該石榻由三面屏風構成,以石頭作為材料。屏風分左、中、右三部分,由3幅、6幅、3幅畫構成,帶有鮮明西域色彩及宗教祈禱色彩。(見圖1)一般墓葬中經常出現之仙人接引、狩獵、樂舞、送別等內容,在安伽墓中也有體現,而不同的是安伽墓中的這些情節都帶有明顯的祆教文化背景和特色。另外,屏風中所出現的石榻,與出土的圍屏石榻形制完全相同,是賽祆場面中的坐具,這也是對安伽墓圍屏石榻功能的真實寫照.
在安伽墓的甬道前的石門門楣和門框上,刻有回旋葡萄枝及祆教祭祀圖,祭祀圖正中有三駝圣火壇。三駱駝頭部向外,尾部相接,駝峰之上放置的蓮花座上又有疊成井字形引燃的熊熊圣火,圣壇之頂有忍冬花紋。(見圖2、圖3、圖4)圣壇右上側有彈撥箜篌的天人,形似古代佛教伎樂天人,左上側有手持琵琶的天人。圣壇左右各有一人首鷹足的神只。門額左右下方又各有一跪坐的男女胡人,前置小型拜火壇。這幅圖在門額這樣顯要的位置上,一方面說明了墓主人的宗教背景,同時作為北朝官員的安伽墓采用這樣的形式,也證實了北朝祆教在中土已具有一定的影響.
安伽,姑藏(涼州)人,曾任冠軍將軍、眉州刺史,北周同州薩保、大都督.
涼州是北朝粟特胡人的聚居地,安伽是這里胡人的大首領。順便要提及的是“薩�！�,這一官職按照姜伯勤先生的說法:是“伊蘭系胡戶聚居點上的一種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領”,可以說這是一個比較全面的概括。特別是入唐以后,薩保(也稱“薩寶”)在管理入華進行貿易的粟特胡商和對祆教宗教事務等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北齊徐顯秀墓壁畫及其祆教圖式
據史書,徐顯秀是祖籍恒州忠義郡(今河北省北部)的漢人,但是經過研究我們發現,在他的墓中,有很多外來文化因素,尤以祆教文化樣式為最有代表性.
1.墓室北壁壁畫中端茶奉酒之二侍女的衣裙上,有直接點染上去的聯珠紋對獸和奇異花草裝飾圖案,這是典型的薩珊波斯風格的圖案,在中原地區的北朝壁畫中也是初次出現,比之前我們知道的隋代要早了許多.
2.墓室西壁壁畫墓主的坐騎,脖子下有鏤雕蓮花、忍冬和聯珠紋的金屬纓蓋,根據法國葛爾耐先生的研究,這種樣式在阿富汗某墓中,曾經出土過一件與此形制幾乎完全一致的實物,而它的原產地應該是在中亞地區。在壁畫中出現如此逼真的飾物,并加以葛爾耐先生的佐證,可以肯定現實中確有此物,而且很可能就是徐顯秀的坐騎所配飾的特定飾物。而這件物品前所未見,很可能是粟特商人奉獻之物.
徐顯秀,忠義郡人,其祖徐安,其父徐珍都曾經在北魏任邊鎮官員。徐顯秀一生,先投爾朱榮,后追隨高歡,逐步得到升遷,到東魏時已任帳內正都督。入北齊后,封金門郡開國公。因作戰驍勇而屢立戰功,后被封武安王。卒于晉陽家中,享年70歲。徐顯秀雖為漢人,然成長于北地邊鎮,戎馬一生,身居高位,很可能接受了比較濃厚的鮮卑乃至中亞文化的影響.
“徐顯秀墓是目前發現的同時期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壁畫墓。完整的墓室壁畫的發現,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的形制以及對隋唐墓葬制度的影響、墓葬壁畫藝術的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料。”壁畫遍布于徐顯秀墓:墓道、過洞、天井、墓室均有壁畫,但由于盜洞、草木根系等原因,部分壁畫遭到嚴重破壞甚至脫落。以墓室的墓壁壁畫為例(見圖5),分為東西南北四壁,對墓主人的生前生活起居、出行等進行描繪,同時也是對墓主人死后生活的一種向往和祈望。(三)北周史君墓石堂史君的死后陵寢是一座石堂,石堂為類似漢制的歇山頂式殿堂建筑,座北朝南,面闊五間,進深三間,由底座、四壁、和屋頂三大部分組成。(見圖6、圖7)四壁分別雕有四臂守護神、祆神、狩獵、宴飲、出行、商隊、祭祀和升天等內容的圖像。所雕刻的內容和風格上帶有明顯的西域特色。這樣的樣式也和史君的粟特身份與祆教信仰相符合,同時從史君墓的石雕圖像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它受到漢文化的影響,表現的要比粟特本地的文化更加豐富.
盡管史君墓遭到了盜墓人的嚴重破壞,但是經過研究者對墓主人的身份的考量,認定墓主人為北周時期涼州薩保史君。他是本居西域的.史國人,后遷居長安.
且根據題銘記載,史君“大統初年……出身為薩保判事曹主”,也就是西魏文帝初年曾擔任薩保府判事曹主,而到了北周時期又“詔授涼州薩�！薄Ｆ渥娓赴⑹繁P陀曾經擔任“本國(史國)薩�！�,其父阿奴伽雖然沒有擔任什么職務,但是也有極高的修養。史君出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根據他的年齡推算其祖父至少在北魏時期就擔任史國的薩保.
[5]另外,涼州(今甘肅武威)是漢唐之間河西地區最大的軍政機構之所在,同時涼州也是河西較大的粟特胡人聚落所在。因此,我們可以推斷,由于家族的勢力等因素史君在當地胡人中享有相當高的地位.
還有一點值得稱贊的,“史君墓的粟特文和漢文雙語題銘的發現,對研究粟特文字及文化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6](四)隋代虞弘墓的對鳥火壇圖像虞弘石槨底座上的祭火壇圖像(見圖8、圖9)充分體現了墓主對祆教圣火的最高崇拜,在如此顯要的位置放置火壇圖像,也成為了虞弘是祆教信仰者的最為充分的證據。其中熊熊燃燒的火壇、兩位鷹身人首的祭司和兩位祭司均戴有口罩,這樣的圖像都是只能用祆教基本教義和信仰來解釋的。祆教認為火是最高神阿胡拉·馬茲達的象征和化身,它包含了太陽和天體的光輝,充分顯示了善神的力量和偉大的能力,閃耀著最高的真理。因此主持如此神圣的儀式的祭司們必須戴上口罩,以免呼吸污染了圣火和祭品.
根據墓志,虞弘是魚國尉紇城人,其祖為魚國領民酋長,其父曾任茹茹國(柔然)高官,而他本人13歲就擔任柔然使節,先后出使過波斯、吐谷渾,后轉使北齊,之后就留居內地,曾在茹茹、北齊、北周、隋兩地三朝為官,在北齊時還擔任過檢校薩保府,故虞弘之胡人身份不容置疑.
[7]在虞弘的墓中有漢文墓志,既有具有漢地建筑風格的石棺屋頂和漢人俑,也有明顯具有波斯風格的石棺床和胡人石俑,可見虞弘是一個漢化很深的胡人.
我國古代祆教美術遺存的圖式特征
本文所述之中國古代祆教美術遺存,乃出于南北朝至隋唐兩代之間、分布于古陸路絲綢之路沿途及河西走廊一代的土葬墓之中。從上述圖式中可以看出一些祆教美術圖式的特征:
(一)人物形象特征主要有四類人,一是出現最多的大部分普通人物,為深目高鼻的粟特人(高加索人種),短發,身著胡服。二是出現不多的突厥人,一般為蓄長發騎馬的形象。三是出現較多的祭司形象,多是人首鳥身的長者。四是帶有頭光的神只,這些神只幾乎都是深目高鼻的西域形象。還有一類我們強稱之為“人物”的是一些動物形象的善惡二神的化身,比如狗、魚馬獸、駱駝是善神的化身,獅子是惡神的化身.
(二)配飾與細節特征1、連珠紋。在各種配飾和細節中,連珠紋是出現最多的一種紋飾,這個圖式是可以作為確定粟特人(古波斯后裔)身份的依據之一。因為這個紋飾在與佛教文化的交流中曾出現過很多變體,所以在這里只能結合其他證據以確認其粟特身份.
2、日月王冠:日月王冠并不是古代中國的產物,在魏晉南北朝佛教東漸之前并不存在,但是卻可以在同時期的波斯銀幣和薩珊銀盤上得到佐證。(見圖10、圖11)3、豪摩樹。根據瑣羅亞斯德教的教義,豪摩樹是制造“白豪摩”的原料,而白豪摩是所有神圣的復生者享用的飲品。所以,豪摩樹也是可以確認其祆教特征的依據之一.
(三)圖式內容特征在眾多的祆教美術圖式中,表現的多是賽祆祭祀、善惡二神的斗爭、狩獵宴飲場面、或行進或休憩的胡商等內容,這些內容中一類是源于宗教信仰的一種表現,另外一種是對墓主生前身后生活的一種紀念和企望.
【我國古代祆教美術及其遺存的圖式特征論文】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