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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分層次增長的案例研究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案例分析證明“經濟分層次增長”是客觀真實的，其理論假設具有正確性。“經濟分層次增長”的理論框架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與分層次發展的成因，對推動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增長，指導今后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分層次 經濟增長 案例分析
問題與假設
在“經濟分層次增長邏輯模型與最大化條件”一文中，作者應用了理論研究方法證明了：“在其它要素不變的前提下，經濟層次是影響經濟總量增長的一個的新要素”、“當全局性政策變量的邊際產出率等于分層次政策變量的邊際產出率時，經濟總量GDP達到最大化”，提出了“經濟分層次增長理論”。本文從案例分析角度，論證這一理論的客觀性。
經濟分層次增長理論框架
“經濟分層次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層次如同資金、土地、勞動力一樣是影響經濟總量增長的一個要素，此要素無時不在影響著投入要素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影響著要素發揮產出效能。當要素與經濟層次相容，要素效能與增長呈正向相關；反之，不呈同比例正向相關或反向相關，此時，要素難以正常發揮產出作用，或產生負作用。政策是調節要素投入的主要管理工具，分層次實施經濟政策以及配置要素投入，能優化配置各層次經濟的要素資源及其組合，實現要素更好發揮潛能，最終實現各層次經濟均優發展，總量更多增長。其理論模型如下：
ΔY＝Yd－Yt＝θn-m[f（xj）-f（xt）］ (1)
設Z＝ΔY，則經濟總量最大增長的邊際條件是：
ΔY：分層次經濟總量更多增長；Yd表示單層次政策下的區域經濟增長總量；Yt表示多層次政策下的區域經濟增長總量。x：主要政策要素，xt表示單層次政策所采用的主導投入要素，應用于所有的經濟層次；xj表示多層次政策所采用的主導投入要素，不同層次有不同的主導要素。n：經濟系統內存在的經濟層次數；m表示當實施一個總體性的政策時，有m個層次的經濟完全適應且需要這樣的政策。
分層次更多增長案例研究
為證明經濟分層次更多增長的客觀性，以下案例將提供有力的證據。
泰羅“生鐵實驗”與“鐵鍬實驗”
“生鐵實驗”是一個典型的微觀分層次促進增長的個例。1898年，泰羅在伯利恒鋼鐵公司（Bethlehem Steel company）進行了“生鐵實驗”。實驗是在這家公司的五座高爐的產品搬運小組（約有75人）中進行的。要求將廠房附近廣場上每塊重約92磅重的生鐵塊搬到火車車廂里，起初每個工人平均日工作量是12.5噸。泰羅相信經過對工人體力、搬運動作研究進行分類（分層次）研究后，可以找到搬運生鐵的最佳方式，工作量預計能提高到每個工人平均日工作量達到47～48噸的水平。為此，他選擇了不同報酬層次（政策）來激勵工人。即用“每天掙1.85美元”機會替代原先統一的“每天掙1.15美元”的做法，激勵有體力剩余的工人盡力搬運。結果，他的實驗對象施密特實現了日工作量47.5噸的目標，其他工人被挑出來加以訓練后，每人每天都能以47.5噸的速度搬運生鐵，生鐵搬運量提高3倍，工人平均日工作量增加35噸。
“鐵鍬實驗”也于1898年在伯利恒鋼鐵公司進行。起初，不管搬運什么物料，工廠中每個工人使用的都是相同尺寸的鐵鍬（統一工具，總體性物化管理政策）。泰羅研究后發現：統一尺寸的工具，存在生產能力的浪費。于是，他提出了：是否存在一個使不同的工人每天的鐵鍬的運送量達到最大化的可能性？泰羅認為鐵鍬的尺寸是關鍵因素，且面對鏟運不同物料時，不宜固定在同一種尺寸上。在進行了大量的實驗后，泰羅發現重型物料如鐵礦石以小鐵鍬為宜，而輕型物料如煤屑應以大鐵鍬為宜；同時不同體力的工人所用的鐵鏟應該有區別，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工人的勞動能力。基于泰羅的實驗，工廠要根據所要搬運的不同原料來選擇恰當尺寸的鐵鍬，并把它分配給不同體力的工人，其結果是非常出色的，工場的勞動力從400-600人減少為140人，每人每天平均工作量從16噸提高到59噸，每人每天平均收入從1.15美元提高到1.88美元。
以上兩個案例證明了,根據人的能力層次，分層次組織他們的生產，能創造出更多的產出。由個人組成了各種組織就是各種形式的經濟體，分層次組織其生產，也能創造出更多的產出。
中國“經濟增長奇跡”實例
從1978年至2003年，中國經濟成就舉世矚目，被譽為“中國奇跡”、“中國模式”、“北京共識”。改革開放25年來，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9.35%。2003年，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情況下，增長了9.1%，人均GDP達到1090美元，總量為14090億美元，世界排名從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出口增長34.6%，對外貿易總額達8512.1億美元，25年增長了40倍，世界排名從第26位上升到第4位。實際利用外資535.05億美元。25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實質是分層次、分區域推進發展的結果。
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例證。從改革進程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年到1984年。主要是以集體經濟經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再造階段。這一階段的改革從改革人民公社體制開始，一是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二是政社分立。第二階段，1985年到1992年。主要是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發育農產品市場體系，逐步將國家對農產品的統購、派購改為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產品分品種、分地區逐步放開，農產品不再受原來經營分工的限制，實行多渠道直接流通。第三階段，1992年至今，改革進入了一個全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新時期。在這一時期，隨著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進，農業和農村經濟在改革方面也出臺了許多重大舉措，并取得了較大突破，例如，基本經營制度和產權制度的改革。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方式是不斷將集中統一生產經營管理模式細分化，最終形成了不同的經濟發展層次與實力，并根據層次特性，因地適宜發展農村經濟，促進了農村產出的增長。如自1978年至1985年間，每人勞動力平均產量的累計增加量是糧食145公斤，棉花10.7公斤，油料37.4公斤，且其它的農產品都相應增加。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實例。1985-2001年，執行了“抓大放小”企業管理政策，國有企業戶數從7.4萬家減少到4.7萬家， 但實現利潤從改革前期的1985年的743億元，增長到2001年的2389億元，全員勞動生產率從每人年1.8萬元增加到5.5萬元 (張曉松，2002)。工業總產值2001年為14240億元（以85年可比價格計算）（價格指數，NBSC，2002，P295），比1985的3448.7億元，增加了10791億元，年均增長7.38%。大小企業都有較好的發展。如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有514家，2001年其銷售收入工業企業銷售收入的41.9%，實現利稅占47.6%（張曉松，2002）。2002年，中小企業已超過了800萬家，占中國企業總數的99%，實現利稅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全國的60%，40%，60%（沈路濤，2002）。分層次管理是實現SEO改革目標和扭虧為贏基本對策。
中國稅制改革實例。1994年，實施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雙層次征稅政策，財政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截止2003年12月31日，全國稅收收入共完成 20450億元（不包括關稅和農業稅收），比上年增加3446億元，增長20.3 %，完成年度預算的108.2 %。稅收總收入超過2萬億元，增收額超過3000億元，雙雙實現歷史性突破。中央稅收收人占稅收總額的比重為58.096%，比1993年20.8%上升了37.2個百分點。
實例分析
泰羅“生鐵實驗”與“鐵鍬實驗”是對不同體力工人（經濟體），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通過個體最優化的動作（分層次主要變量），采用分層次的勞動工具，實現“工人—工具—勞動對象”的合理組合，取得更多的產出，帶來更多的增長。實驗結果證明了：分層次改進工具，因人而異組織生產，獲得了更多增長。其本質原因是勞動工具要與勞動者能力相容，最大發揮人的生產能力。經濟增長也是如此，只有當推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與經濟層次相容時，經濟才能發揮最大的產出效能。
25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歷程證明了“分層次推進經濟增長，實現了更多增長的目標”。中國區域經濟改革與開放從農村改革“一統二公”模式為多層次家庭經營模式、從建設“經濟特區與沿海開放城市”開始，其實質也是從區域角度，分層次制訂了發展政策，引導要素發揮作用，促進經濟更多、更快、更好發展。增長核心在于促進要素在相應經濟層次內發揮更好作用。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的生產隊“單一生產”層次轉向“家庭多層次經營”及“農村雙層經營”機制轉變。農業生產允許按家庭層次的差異性組織，取消傳統“統一上下班”模式，適應了全國各地農村的差異性、農村家庭的差異性，激勵了農業生產者的積極性，合理調配了各個生產者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資源，結果每個勞動者平均生產量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國有企業改革實施“抓大放小”雙層管理體制，以及分稅制財政體制。結果表明“雙層經營”比以往“單層經營”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原因在于“大企業”或“小企業”功能發揮需要不同層次的發展政策。而稅制改革中劃分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提高了各級政府和財稅部門組織收入的積極性，結果促進了收入的增長。
綜上案例所述，揭示了經濟層次性一直會影響要素發揮作用，證明了“經濟分層次是影響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分層次增長值得重視，當經濟層次與要素相容，兩者相互滿足，要素發揮效能最佳，產出最優化；當要素不能滿足經濟層次時，會抑制要素作用，出現了“抑制產出”；當要素投入超前于經濟層次，結果是會因不切實際的發展，造成要素浪費。
經濟層次存在是客觀的，真實的。因為人類需要存在層次性，如馬斯洛“需要層次”。人的需要層次性決定了商品供給層次性，決定了生產層次性。而不同層次的商品生產總和，匯集成不同的經濟發展層次。面對于不同層次的需要，假如產商只能供給單一層次的商品，那么，其它層次的需要就得不到滿足，這些層次相應的市場需要就得不到滿足，結果經濟總量不能實現最優增長。顯然，經濟分層次發展起源于人類需要的層次性，要求按不同層次的需要調整相應的政策，指導經濟發展。層次一般是指事物存在的有別于其它事物存在的一種特性，可表現為在數量、質量、等級、規模、尺度上的差異性。本文把不同區域經濟系統的增長出現了顯著的差異性，稱為經濟系統內部的層次性。
結論、建議與討論
綜上案例分析，本文認為：
經濟層次如同資金、土地、勞動力、體制一樣是影響經濟總量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這個要素客觀上一直影響著其它要素的功能與效率發揮。這個要素在過去的經濟學研究中，常常被忽視，往往被經濟的“完整性概念”所掩蓋，不易被單獨識別。
面對不同經濟發展層次，按層次需要調整影響要素投入的政策變量，能提高政策效能，有利于引導按經濟層次需要投入要素，更加有效地配置各個層次經濟體的要素資源，促進其充分發揮作用，優化其產出能力，實現經濟總量的更多增長。
要素投入與經濟層次相容，其功能與效率正常發揮；反之，其功能與效率難以正常發揮，結果造成要素投入的浪費，而且導致經濟增長非優化。具有求同性的“一刀切”政策很難同時滿足各個不同層次的經濟體的實際需要，如果強行執行“一刀切”政策，不能實現不同層次的經濟體的最優增長，結果會造成政策性交易費用增加和政策性經濟損失。
根據以上結論，為了促進經濟更多增長，建議如下：
樹立經濟分層次增長觀念。因地制宜發展經濟，政策制訂需要進行經濟層次分析，分層次實施經濟政策。另外，決策者和政府經濟管理者要具備更高的經濟層次分析水平，樹立“分層次發展思路”，區域層次劃分及其政策制定要應各地區經濟實際而定。
全國經濟發展要確立“分層次推進，全方位發展”的戰略思路。根據中國經濟分區研究結果，對中國的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實施分層次發展戰略，即根據各層次經濟體的客觀需要，優選各個層次的影響經濟增長的主導要素，加以政策控制與管理，通過優化配置其資源與投入要素的組合，實現各個層次的經濟均能最大化生產和更快增長。
修訂分層次的經濟政策要成為政府政策研究中心的重點任務之一。因為主導政策變量與發展層次相適應是實現經濟體分層次發展的前提。所以，除了象過去那樣在國家制訂全局性政策的前提下，還要加強經濟體層次性研究，分析其主導影響因素，確定各個層次的經濟體的主導政策變量。
同時，在制訂分層次政策時，又要重視部門與全局的關系，即要處理好國家與地方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經濟關系，通過科學管理，制度約束，法律保障，保證各層次經濟體的政策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充分發揮不同層次經濟體的最佳功能。從國家角度分析，既要集中力量發展具有全局特性的經濟體，又要充分發揮其它層次的經濟體在市場經濟中拾零補缺的作用，讓各個層次的經濟體均能最優化增長。
在微觀層面上，需要繼續討論層次劃分標準與層次推進程度。中國還有一些“一刀切”政策，依然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如農村土地使用權與農戶的生產經營規模問題，國有大中型企業一些管理政策等等，如果科學地推進分層次發展政策，中國經濟還有更多層次發展空間。
在經濟理論研究上，要利用傳統經濟增長研究路徑，結合經濟分層次增長的假設框架，建立更加復雜的多層次的“多多對應”經濟增長模型。
總之，案例分析認為“經濟分層次更多增長”是客觀的，真實的，其理論分析框架是合理的，有解釋能力的。理論框架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與分層次發展框架的關系，促進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創新，建立有中國特色經濟增長理論，對指導中國今后經濟發展是有益的。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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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張曉松，中國經濟增長創造世界之最，神州學人，2002
7.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8、2000、2001、2002
8. 徐國華、張德、趙平，管理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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