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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城市化水平與耕地資源關系的實證分析
摘要：城市化和保護耕地的矛盾近年來成為浙江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文章分別利用回歸分析和協調度指標對浙江1978～2005年的城市化水平與耕地面積變化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浙江的城市化與耕地資源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協調的一面，城市化的發展最終有利于保護耕地，協調兩者關系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城市化進程，堅持集約利用土地。
關鍵詞：城市化；耕地資源；“Ｕ型”曲線；協調度
從一個農業省轉變為工業大省，浙江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令世人矚目。經濟發展也帶來了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改革開放之初浙江城市化水平不到15%，而2005年已經達到56%。城市化是人類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它使更多的民眾得以共享現代文明，但城市化也不可避免地會占用一部分耕地資源，對于人多地少的國家或地區，如果處理不當，就會影響糧食、生態安全進而影響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在人均耕地僅0.04公頃的浙江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本文試圖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城市化水平和耕地面積變化的歷史數據進行分析，揭示兩者的辯證關系，從而為實現浙江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協調提供一些啟示和建議。
一、城市化的定義及其水平測度
研究城市化水平和耕地面積變化的關系，首先應該界定城市化的定義。城市化一詞的出現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不同的學科和學者根據各自的研究范圍和處理問題角度的不同對其內涵做出了不同的界定�！吨袊蟀倏迫珪乩碇尽穼Τ鞘谢亩x較為清晰精煉，即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和農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地區的過程。
城市化水平測度的方法通常有單一指標法和復合指標法。單一指標法是通過某一最具本質意義的、且便于統計分析的指標來描述城市化水平。目前常用的指標有城市人口比重指標、非農業人口指標、城市用地比重指標等。復合指標法則考慮到城市化內涵的豐富性，其指標設計不僅體現了一個地區人口性質的變化，還體現出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演變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計算城市化水平并非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但是在我國城鎮人口定義發生多次變動的情況下，我國的城市化水平的計算成了一個人為制造的難以逾越的障礙。限于數據的可得性，同時考慮到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本文采用單一指標法中的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測度浙江的城市化水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非農業人口沒有包括正在或已經城市化的農村人口，所以據此計算出的城市化水平無疑是偏低的，但由于本文是在較長時期內研究城市化水平和耕地面積的變化趨勢，因此這樣處理應當
不會對分析和結論造成嚴重的影響。
二、浙江城市化水平與耕地面積變化的關系分析
圖１是根據浙江統計年鑒（2006）得到的浙江省1978～2005年耕地面積和城市化水平的變化曲線。從圖中可以直觀地看出，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的城市化水平呈穩定上升的趨勢，而耕地面積則在波動中不斷下降，近年來趨于平穩。從總的趨勢來看，二者存在著反向變化的關系。利用Eviews軟件對兩者的關系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城市化與耕地面積變化的相關分析
首先，利用線性回歸模型對浙江省1978～2005年的耕地面積（Ｌ）與城市化水平（Ｘ）兩組數據進行分析，結果如下：
模型通過Ｆ檢驗和ｔ檢驗，表明方程是顯著的，耕地面積與城市化之間是反向變化關系，但決定系數不夠大，說明模型不夠合理，城市化與耕地面積變化之間應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工業先行國家的經驗表明，農地非農轉移速度在工業化前期較緩，但在快速發展時期有所加劇，而到了工業化后期則又漸趨緩；與農地變化相對，工業化過程中工業用地增加呈現出類似的由緩到快再轉緩的總體態勢。這一規律體現在耕地變化數量上，表現為耕地減少數量在工業化前期出現激增，耕地數量大幅度減少，而在工業化后期，耕地減少數量相對變緩，減少幅度逐漸變小。這個規律又被稱作“倒U型”曲線規律，在許多工業化國家的發展進程中均得到了體現，在人口密度較大的國家里這種特征尤為明顯。城市化是由工業化推動的，而且浙江也是個人口密度很大的省份，那么，在浙江的城市化和耕地面積之間是否也存在類似規律呢？基于這種思路，用二項式回歸模型對相同數據進行分析，結果如下：
模型的Ｆ檢驗和ｔ檢驗仍然通過，而決定系數和修正的決定系數均變大了，說明此模型比線性回歸模型更為貼近實際。這也就證明了浙江的城市化與耕地面積變化之間存在一種近似“Ｕ型”曲線的關系，而浙江前一時期一直處于“Ｕ型”曲線的左半部，目前正在接近曲線的底部。
（二）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協調度分析
上面的分析已經證明，浙江的城市化和耕地資源總體上呈反向變化的關系，也就是說，二者確實存在著內在的矛盾，那么，它們之間是否也有統一或者協調的一面呢？事實上，上文兩個回歸模型在擬合程度上的不同結果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下面借助前人提出的協調度指標對此進一步加以證實。
根據城市化與耕地資源協調度的計算公式，計算出1979～2005年浙江省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協調度，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內浙江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協調度變化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大致可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1985年，這一階段，浙江的城市化與耕地資源協調度除1984年較低為0.741外，其余年份介于0.8到1之間，說明浙江的城市化與耕地資源處于調和狀態。1986～1995年為第二階段，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協調度急劇下降，最高的1988年也僅有0.566，僅處于基本調和或勉強調和的狀態，其中1990年的協調度甚至為負值，說明當時城市化與耕地資源已經不相協調。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協調度恢復到0.9以上，1998年和2004年甚至超過1，城市化與耕地資源又恢復到調和或基本協調的狀態。
三、浙江城市化水平與耕地資源關系的理論總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浙江的城市化進程與耕地資源之間既存在著矛盾沖突，又存在著相互的協調，沖突和協調的程度在城市化的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發動機，城市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浙江真正意義的城市化正是始于工業化起飛時期的20世紀70年代末。當時，浙江經濟發展的活力主要來自蓬勃興起的鄉鎮工業，以傳統輕紡工業為主，且多采取家庭作坊的形式，對耕地的占用較少。由于是就地創業，農民基本“離土不離鄉”，加上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城市化的發展速度較為緩慢，因此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協調度較高。隨著區域經濟實力的提高，工業化的速度開始加快，城市的區位優勢開始凸顯出來，重化工業的發展、工業園區的建設都要依托于城市，以前的鄉鎮企業為了進一步發展也逐漸向城市集中，原來的城市規模難以滿足工業發展對土地的需求，只能向外圍擴張，這必然會占用大量的耕地，導致耕地資源大幅度減少，同時，工業的集聚、經濟水平的提高使得外來人口不斷涌入，新增人口需要大量住宅，這也要以犧牲耕地資源為代價，因此，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協調度不斷下降。隨著城市不斷擴張造成的糧食、生態等問題日趨嚴重，人們開始有意識地保護耕地，這時，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不協調性開始減弱。當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工業化接近完成，城市化的發展也會趨于穩定，發展模式由外延擴張為主轉向內涵擴張為主，而且，由于城市人均用地比農村少，因此，城市化本身也會帶來用地的集約，于是，城市化對耕地資源的壓力大大減小，耕地減少的趨勢得到遏制，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協調度得以回升，如果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后閑置出的宅基地等得到及時整理和復墾，耕地面積甚至可能會增加。
應該指出的是，浙江近年來耕地沒有大量減少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工業化，而是1998年以來國家為了保證糧食安全而實行了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在城市化不斷侵占耕地的同時浙江通過土地開發、整理、復墾等也補充了很多耕地，從而使耕地總量基本保持穩定。由此可見，制度因素在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相互影響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浙江省的城市化水平與耕地面積變化關系呈現“Ｕ型”曲線的特征，浙江當前正處于“Ｕ型”曲線的左半部；從兩者的協調度來看，表現為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偟膩碚f，浙江的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經歷了“協調-矛盾-協調”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后一個“協調”主要是由制度和人為的因素促成的，因此，這種“協調”更多是表面上的。如果對耕地資源的保護掉以輕心，在當前工業化尚未完成的階段，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協調完全可能走向反面。
根據研究所得的結論，浙江在今后的發展中應從以下三方面加以完善：一是繼續在科學的土地利用規劃指導下推進城市化，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這最終將有利于耕地的保護；二是加強土地的集約利用，尤其要防止工業用地的粗放擴張，對城市閑置用地應及時收回加以利用；三是繼續強化和細化耕地占補平衡制度，不僅要保證耕地的數量平衡，也要保證質量平衡，同時加大對低丘緩坡、灘涂等未利用地的開發和利用。
參考文獻：
1、陳志剛,王青.城市化與耕地資源的協調性研究——以江蘇省為例的實證分析[J].生態經濟,2005(11).
2、吳群,郭貫成.城市化水平與耕地面積變化的相關研究——以江蘇省為例[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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