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權日活動總結
世界人權日提醒我們，現時在我們的社區及全世界，還有持續的人權問題。下面世界人權日活動總結是小編想跟大家分享的，歡迎大家瀏覽。
篇一：世界人權日活動總結
美國哈佛大學塞繆爾·莫恩的《最后的烏托邦：歷史中的人權》是一部研究國際人權史與人權思想史的重要著作。有別于以往的視角，本書從人權意識形態道德角度對人權的起源與變遷做出另一種解釋，敘述了人權觀念從發軔起，就如何沉寂、邊緣化及崛起于歷史舞臺這一問題，并對人權在當代國際社會所面臨的困境以及不確定的未來提出自己的洞見，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
《最后的烏托邦》一經出版，便成為20xx年備受矚目的作品。
莫恩駁倒了人權產生于古希臘或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反對將二戰與大屠殺經歷作為改變人們生命和尊嚴問題的拐點，因為戰后若干年里，希冀建立更公平世界的人談論的不是人權，而更多是共產主義革命或者第三世界解放。1948年簽署的、如今被視為人權里程碑的《國際人權宣言》其實罕有實踐層面的作為，并在五六十年代反殖民主義的浪潮下，轉而關注自決而非個體權利。
直至1968年，人權的概念才真正與應然性的公正聯系在一起。在經歷了越南戰爭和布拉格之春后，政治烏托邦的幻滅使個人權利的道德準則取代了政治夢想。人們希望逃離冷戰框架下的政治僵局，對策是尋找最小化語境來談論正義，“人權”便成為一種與意識形態絕緣、可以詮釋善惡的語言。作為“最后的烏托邦”，它不希冀于解放整個世界，而是提供可以操控的少量的拯救——通過每次救助一個人拯救世界。這一切的結果是上世紀90年代人權理念的繁榮。
最后的烏托邦
人權概念曾是意識形態的炮灰
塞繆爾·莫恩把本書取名為“最后的烏托邦”，來修飾“歷史中的人權”的變遷與嬗變。“烏托邦”之名來源于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托馬斯·莫爾不朽巨著《烏托邦》的借用，寓意在歷史中的人權嬗變中，人權是烏托邦，而且是最后的烏托邦。
換言之，人權在國際人權史的變遷中，自從人權的提出，只不過是“烏托邦”美好社會的憧憬，但無法實現。為此，作者塞繆爾·莫恩在本書主要用意也在于把歷史中演進的人權作為意識形態的烏托邦來看待，這一獨到的視角，對讀者非常具有啟發性。
在學術界，每當提起“人權”這個偉大的詞，無不是上溯古希臘時期柏拉圖的等級人權觀、樸素的人權觀，中論洛克、盧梭、潘恩等人的個人本位人權理論，近論羅爾斯、德沃金等人的新個人本位人權理論及社群主義弱者人權理論。人權儼然上承下接幾千年源遠流長，人權的發展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塞繆爾·莫恩在這本書提出一個截然相反的事實：他認為，二戰后聯合國主導以來，人權的概念服從于大國政治力量的博弈，充當意識形態的炮灰，諸多大國并沒有把人權當回事，人權被邊緣化。直到20世紀70年代，人權才以道德的力量逐漸超越國家政治的宰制，從沉寂中崛起，登上世界舞臺。
塞繆爾·莫恩認為人權是在1968年之后才開始作為正義的訴求對世界各國民眾產生了影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各國的原來政治烏托邦，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歐、拉美國家的意識形態幻滅之后，人權才以道德的力量得以高揚，實現人權近世的成就。當國際人權法逐漸繩準一些國家的惡政之時，個體權利的道德觀也將取代政治幻想。塞繆爾·莫恩在書中提出當人權超越了人類希望，進入以人權當幌子的政治議程時，我們必須持有更為警惕和審慎的態度。壯哉斯言，判斷至為精當。
戳破道德幌子
把人權轉化到規范層面
筆者在肯定塞繆爾·莫恩的深刻洞察的同時，也有不同意見。塞繆爾·莫恩作為法學和歷史學者，主要詳細考察了當代國際政治歷史中人權的概念的演變，但并沒有從規范層面來論述人權的法性力量。作為對《最后的烏托邦：歷史中的人權》的回應與對話，人權光從道德層面來論述是不夠的。
為了不使人權當成道德幌子，變成烏托邦，就必須要把人權從道德層面轉化到規范層面來證立。人權如何進入規范層面?有兩個維度，一是人權在憲治的層面證立;二是具體人權規范轉化。就人權在憲治的層面證立來說，人權是國家合法性來源，或者說，國家需要人權來證成其合法性。因此，從規范層面說，人權不是國家道德上的烏托邦，而是一種憲治層面的基石。
換言之，個人和公民的人權的實現，端賴于國家對人權的履行。把道德層面的人權轉化為憲治層面的人權，是世界任何國家現代法治重大的課題，也是國際政治史的核心理論問題。
就具體人權規范轉化來說，我們可以把人權分為道德權利、法定權利和實有權利，相應的義務也可以分為道德義務、法定義務和實有義務。國家應以積極的方式制定法律，具體化憲法中的公民基本權利。一個國家是否有人權關鍵在于落實。國家只有在動態中把上述三種人權及時遞進轉化，才能證成國家權力的正當性。這樣的論證，不僅對人權研究具有學術價值，更有現實意義。
相應地，如何從規范來研究人權，這也涉及人權義務及其轉化問題。人權的實現以義務的履行為條件，人權實現的義務主體是多種多樣的，有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個人，但國家是人權實現的最主要的義務主體，其作用與責任遠遠走在其他義務主體之上。在各種人權義務主體中，國家人權義務是剛性的、第一位的、法定的，而個人、社會組織以及國際組織等義務是柔性的、第二位的、自愿的。理由在于國家的權力是手段，而公民的權利是目的。國家的根本任務就在于保障公民這樣或那樣的權利，否則就將失去國家存在的價值。
人權的實現
在對抗中合作，在合作中對抗
人權規范化，主要是指人權法律關系的轉化。在人權法律關系中，從原始形態來說，從主體上，人權主體是個人，義務主體是國家;從客體上，是國家公權力的行為和不行為，國家公權力的作為與不作為則是研究人權義務的重點。憲治的精髓也體現在限制公權力以保障人權的精神之中。從一個國家的法律規范層面來說，人權義務是國家人權保障的剛性要求，有著深刻的法理基礎，人權義務涉及的核心是公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博弈。
我們可以從對抗權和合作權關系中得到進一步的確認。嚴格來說，人權是對抗權，這是邏輯起點。因為人權義務主要基于國家與個人的對抗聯系在一起，是個人權利與國家的對抗。其次是合作權。合作權是個人與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配合性權利。人權構成要素中包含著對抗權和合作權，從國家公權力的不作為與作為來看，也揭示了公權力與人權主體之間既有對抗又有合作關系。
而人權的實現，不僅僅在于對抗也在于合作。這兩者是一體兩面，統一于人權之中。人權的實現是從對抗到合作，在對抗中合作，在合作中對抗。針對對抗權，國家既要有尊重和寬容的'消極不作為義務，也要有積極保障實現公民權和自由權實現的積極義務;針對合作權，國家也既要有積極促進、保障經社文權利作為，也要有消極尊重不作為義務。國家人權義務就在這種既對抗又合作中不斷揚棄的過程中，把人權實現推向到更高層面。
二戰后，人權從專屬于國內管轄，再次進入國際領域，各國承擔保護和促進人權的國際義務。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人權義務是僅指向其人民，是單維度的話，面對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隨著國際人權公約體系的逐步完善和國際法的突飛猛進，國家又負有了另一維度的責任，即國際法上的責任。特別是以經濟全球化為先導的多視角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法治國家也成為法律全球化下的各國共同性話題，從國內和國際兩個維度來保障人權，是完善國家保障人權義務的必然之舉。
在國際人權法中，主權國家承擔人權保障最主要的責任，在各種國家人權文書中有明確的規定。國家在國際人權公約下針對個人的義務具體可以分為承認、尊重、促進和提供、保護的義務。從保護的方式看，國家為人權提供司法救濟是最終的救濟手段。從法律制度上看，相對于政府的保障責任而言，唯一可以從平等性和窮盡性來保障法律上人權的實然性的只有訴權，也就是法律制度應當保證個人可以享有自由地陳述保障人權要求的權利。
人權在進入國家憲治層面規范后，國家就成了尊重與保障人權義務剛性的、第一位的、法定的主體。而國際組織等人權義務則是柔性的、第二位的、自愿的。再者，在具體權利規范來說，尊重與保障人權關鍵在于國家如何在動態中把人權的道德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再從法定權利轉化為實有權利，這是證立國家權力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的來源。
因此，在歷史中的人權，曾經充當意識形態中的烏托邦，但在憲治規范國家中，人權轉化為規范并不是烏托邦，而是國家合法性來源及國際法治文明的標尺。
篇二：世界人權日活動總結
國務院新聞辦17日發表《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白皮書表明，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減貧成就，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推動了世界人權進步，對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轉型和消除貧困提供了可借鑒的模式，極大提升了發展中國家的人權話語權。
一、實現七億人脫貧，為世界脫貧作出了巨大貢獻
白皮書說，中國的減貧行動是中國人權事業進步的最顯著標志。改革開放30多年來，7億多貧困人口擺脫貧困，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20xx年的5575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5.7%，基礎設施明顯改善，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水平持續提高，扶貧機制創新邁出重大步伐，有力促進了貧困人口基本權利的實現，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
白皮書說，聯合國《20xx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顯示，中國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61%，下降到2014年的4.2%，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這個成就足以載入人類社會發展史冊。
按照世界銀行每天1.25美元(2005年的購買力平價)的貧困標準，1981年全球貧困人口19.38億，到2010年減少到12.12億，全球貧困人口減少7.26億。同期，中國的貧困人口由8.35億減少到1.57億(2009年)，貧困人口減少6.78億。全球貧困人口數量減少的成就93.3%來自中國。
二、促進了千年發展目標貧困人口減半目標的實現
20xx年聯合國承諾千年發展目標，旨在將全球貧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以1990年的水平為標準)。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大了扶貧開發力度，率先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中國致力于消除本國貧困的同時，積極支持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共向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近4000億元人民幣援助，派遣60多萬名援助人員，先后7次宣布無條件免除重債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對華到期政府無息貸款債務，向69個國家提供醫療援助，為120多個發展中國家落實千年發展目標提供幫助。
中國經驗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減貧目標，在當今世界減貧事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中國是全球推進實現“千年發展目標”進程中的領軍力量，可以說聯合國制定的“千年發展目標”如期實現，中國功不可沒。
三、中國向世界貢獻了可資借鑒的脫貧模式
20xx年中國—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OECD/DAC)研究小組發布《經濟轉型與減貧：中國的經驗和對非洲發展的啟示》，報告指出，中國經驗再度表明，當以經濟增長為導向的強大領導層出現，聚焦于發展的業績而不是根深蒂固的政策和利益時，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能夠在貧困國家發生。
中國在人權方面走出一條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的脫貧模式包括：第一，中國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治國理政的一項重要原則。中國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其核心就是以人為本，實現共享發展。以人為本在理論上涵蓋著尊重和保障人權。第二，中國基本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保障人權法律體系。2004年3月，中國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方式鄭重宣告尊重和保障人權在我國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秳趧雍贤ā贰毒蜆I促進法》《殘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立法，體現了對勞動權、生命權、政治權的更加尊重和保護。第三，中國制定了兩份《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是最早制定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的26個國家之一，這是中國政府在人權領域作出的莊嚴承諾和系統部署。第四，中國把解決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方面的問題放到首要地位，取得了巨大成就。
四、極大提升了發展中國家的人權話語權
中國的減貧人口數量約相當于美國人口的兩倍，高出歐盟人口總數的40%，超過拉美大陸總體人口。按照世界銀行界定的國際貧困線標準，過去30年中國帶領7.28億人擺脫貧困，同期世界其他地區加起來則僅有1.52億人擺脫貧困。中國的減貧成就尤其影響了女性，因為她們是世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這些成就意味著，迄今為止中國對人權的貢獻超過世界任何國家。中國的減貧成就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促使生存權、發展權作為最大的人權，在國際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間達成共識，糾偏了西方推行的政治選舉、新聞自由作為發展中國家人權的片面，極大提升了發展中國家的人權話語權。
篇三：世界人權日活動總結
《發展權：中國的理念、實踐與貢獻》白皮書是中國政府首次推出的發展權方面的文獻。專家指出，白皮書全面權威地闡述了什么是發展權，中國為什么看中發展權珍視發展權，中國又是如何促進維護發展權、為世界人權事業做出貢獻。
白皮書內容豐富兼具國內外大局
專家指出，發展權是不可剝奪的人權，已經寫入了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中。它表現為平等發展的機會，參與發展的權利，共享發展成果的權利，以及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此次中國政府發布的發展權白皮書，內容豐富，既有歷史縱深感也有現實感和時代感，兼具了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陳須�。�
白皮書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到發展權的理念，涉及到發展制度的保障，還有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生態的發展，也包括國際的視角，共同發展的問題。
白皮書表達中國政府促進發展權的決心
專家表示，中國發展權白皮書表達了中國政府在促進發展權方面的立場和決心，并通過詳細數據列舉了中國在促進發展權方面采取的實際舉措。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常健：
比如說中國開展大規模的減貧行動，來幫助貧困人口實現發展權。我們建立了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養老保險、包括醫療保險、包括失業保險等等。同時中國也在努力減少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中國政府也采取措施來使人們的收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保持同一速度，那么這些都是要促進發展成果的共享。
白皮書為促進世界人權事業發展指明方向
中國發展權白皮書的發布，正值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誕生三十周年。專家認為，白皮書引用了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中的核心觀點，這本身就是對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最好的紀念和慶祝。而白皮書中提供的中國發展權理念和實踐，也為世界各國的發展權利，提供了有力的中國方案。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陳須�。�
實際上，中國抓住了發展權，對于發展中國家甚至世界各國來全面地維護和促進人權，指明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和道路，而且它對于西方過度將人權政治化是一個糾偏，有利于世界人權事業的健康發展。中國這個發展權的白皮書，它是一個充滿中國智慧的光輝文獻，可以說是中國人權發展事業的里程碑，事實上也是世界人權事業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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