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青草，你為什么喧嘩？

　　柴靜：青草，你為什么喧嘩？
　　
　　一
　　
　　我出生在山西，從初中起，我的記憶里就沒怎么見過藍天，我們家的水要燒開沏很濃的茶才能喝，不然就是苦的。我們家的遠房親戚，每隔一兩年，就聽說有人在礦下出了事。
　　
　　十年后，我重回山西，拍攝老窯頭村，發現情形比我記憶中的更加糟糕，這里的人們靠雨水為生，這個我所見的有最美的明清時期窯洞的鄉村，現在唯一的色彩，是黑灰滿天的公路上，暗紅色的運煤卡車。晝夜不停。
　　
　　這個村子有一座每年可以掙上千萬的集體煤礦，但人們過得比十年前更貧窮。將近1300人的村莊，年人均收入不到600元。
　　
　　煤礦歸歷屇村委會主任承包。村委會主任是村民自己選出來的。只不過選票出現金買。一張2500塊錢，在競選現場，所有的現金就放在大箱子里現場分發。
　　
　　在場的鄉人大的主任說“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沒有村民代表大會，煤礦的事只是村長一個人住主”老百姓說。“我們就把這選票當作分紅。”
　　
　　年青的小伙子都很興奮，騎著嶄新的摩托車在土路上呼喝追趕。
　　
　　只有一個矮個子老人，扯著我一路爬到山頂上，看他家新蓋的房子，墻上全是大縫子，搖搖欲墜，用幾根木頭撐起來，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礦——山體已經挖空了。
　　
　　村里人看著他跳著腳向我哭叫幾乎瘋癲的樣子，都笑了。他們的房子在山下，暫時還沒事。
　　
　　十年前我的制片人張潔拍攝《西古縣村紀事》，紀錄下那里第一次農村基層選舉，把農民第一次投進選票箱的動作以三倍的速度放慢時，他心靈的激越與情感可見。
　　
　　然而一百年前，梁啟超已經說過“然吾聞共和政體，以道德為之氣者也。”他說的是公民道德，也是我們今天所說公民社會的文化和人民素質。“茍脫威力之制裁，而別無道德之制裁以統一之，則人各立于平等之地，人各濫用其無限之權，挾懷私具。”
　　
　　制度只是一張紙，選票，是一張更小的紙。
　　
　　民主，或是進步，并不一定隨之而來。
　　
　　二
　　
　　一群人，坐在一起喝茶。
　　
　　他說，我想做一個象《費城故事》里的律師事務所的那個合伙人。
　　
　　“為什么呢？”
　　
　　“他可以那么得體地把那個感染艾滋的同性戀開掉”他說。
　　
　　我愣了一下，他一直是我的朋友，一個優秀的，接受過很好教育的律師。
　　
　　他看了看我“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你不能去要求別人寬容”
　　
　　“寬容？。。。”我說“寬容的基礎是理解，你理解他們嗎？”
　　
　　“怎么不理解？”他說，曾有一個同性戀男子向他表白，他從此不再理會這人。
　　
　　“你可能認識他們，但你知不知道性對他們來說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自我選擇？他們的愛情是怎么樣的？”
　　
　　他打斷我“就是覺得惡心”
　　
　　“為什么你會覺得惡心？”
　　
　　“反正從小的教育就是這樣的”
　　
　　他可能是不太愿意多談這個話題，臉轉過去了。
　　
　　我的這個朋友，辦過很多為弱者鼓呼的案子，是個正直的人，但是他認為可以隨意剝奪一個人的工作，因為這個人和自己的性取向不一致。在我們的節目里，這樣的事情不會少吧。。。一個待人很善意的男人可以虐待一個女人，因為她是自己的妻子。一個破案很優秀的警察可以隨意傳訊一個人并且把他投入監牢，因為他長得瘦象一個吸毒者。一個醫術高明的醫生可以把無法完全取出的化學品植入女人的胸部，因為它是政府允許的。。。。如果整個社會都容忍，甚至默許這么做，那我們如何能寄望一個能尊重少數人權利，容納異已的制度？如果我們的文化里沒有對于價值和秩序堅持的養分，我們怎么能孕育出公平正義的政治理念？
　　
　　文化看上去無形無色，卻決定了我們的社會從何處來，往哪里去。
　　
　　——那么，文化是什么？
　　
　　1999年龍應臺初任臺北文化局長時，接受文化預算的貭詢，有議員一臉酒色，帶著挑釁之意地大聲問“局長，你說說，什么是文化？”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帶？他怎么從賣菜的小販手里接過找來的零錢？”
　　
　　文化，是公民社會的那塊黏土吧。離離原上草，從此中萌芽。
　　
　　所以我們制作《以生命的名義》，為同性戀人群的的健康服務多年的醫生張北川說“我希望有一天，看到人們在一起，彼此欣賞彼此的選擇，我們看到，愛得到了尊重”
　　
　　我們制作《流浪乞討人群調查》，看到無臂的男人，在燠熱的西安街頭，坐在地上，嘴里銜著毛筆寫“漫道雄關真如鐵。。”他對著鏡頭說“我不需要慈善，要幫的話，請幫助我有尊嚴地活下去”
　　
　　我們制作《注射隆胸調查》，把希波拉底(Hippocorates)誓言用在片尾：我愿盡余之能力及判斷力所及，遵守為病家謀利益之信條，并檢束一切隨落及害人行為，我不得將危害藥品給與他人，并不作此項之指導，雖然人請求亦必不與人，……我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并檢點吾身，不作各種害人及惡劣行為……
　　
　　我們制作《被起訴的雜志社》，判媒體贏的法官說“對媒體的容忍有多大，社會的進步就有多大。”
　　
　　《新聞調查》十年了，從辦公室的窗口看出去，當初細嫩的榆樹春綠冬白，一年一年長大，然而一棵樹，不管怎樣生長，最上端的樹葉，飽含的仍然是同樣的土壤的成分。
　　
　　文化，看似只是不起眼的泥土，然而我們期待的文明而有尊嚴的社會，就是從這里生根，抽芽，一片葉子一片葉子長出來的。
　　
　　三
　　
　　二十歲的我，是個剛剛讀完財會專業的女生。
　　
　　我不知道十二歲的胡適，背誦抄寫的的是《新民說》、《天演論》、《群己權界論》。老師們出的作文題目是“論日本之所以強”和“言論自由”。
　　
　　我抄在本子上的是，大學政治經濟學課上的一二三四點的筆記，邊角上還抄著亦舒言情小說里的字句。
　　
　　在采訪陳丹青離職事件時，他說“我們的政治考試是反政治的，沒有人尊敬這個學科"
　　
　　年青人，是對社會的參與最有熱情的階段，可是，我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才開始，去面對和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政治和我有著什么關系？教育是用來干什么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什么?人與人之間有什么樣的聯系？
　　
　　我住的地方樓下是鐵路五小，每天早上7點鐘，大喇叭里就有一個雄渾的男聲高喊“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所有的孩子，象我當年一樣，跟著認真齊聲大叫口號。無日無之。
　　
　　夜里翻書，才發現我的問題，胡適在一九三○年早就問過：少年的朋友們，請仔細想想：你進學校是為什麼？你進一個政黨是為什么？革命是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為了什么而存在？
　　
　　但是快一個世紀過去了，今天的少年人，仍然象我當年，功課上整整齊齊的抄著作業，作文題目年年是《難忘的一天》，不知道時事，不討論時事，不關心松花江的水污染，不了解什么是礦難，不清楚自己班里的干部選舉和自己有什么關系。。。
　　
　　文化，都由一個一個的人組成。而文化的生命力來自于這一個個的人是否有獨立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
　　
　　哪一天，象我這樣愛看言情小說的大學女生，也有興趣和知識去參與公共事務，我住的樓里每天上十二小時班的電梯工能有機會和勇氣為自己爭取到休息的權利，10歲的孩子可以站起來問老師“什么才是共產主義”而且得到認真的答案。。。我們這些傳媒人才不會有那么多反反復復，自疑自問的焦慮吧。
　　
　　四
　　
　　1934年，十六歲的瑞典少年在魏瑪看到納粹的領袖，他和千萬人一起大聲歡呼，淚流滿面。當人們后來已不再懷疑納粹確實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的時候，他還固執地說那是反納粹的惡毒宣傳。
　　
　　許多年之后，電影導演柏格曼突然想通了自己為什么會那樣擁戴希特勒，“我們從來沒聽過自由這個詞，從來沒嘗過自由的滋味。在一個權威體系里，所有的門，都是關著的。”
　　
　　不管是一片青草，一個人，一個節目，一座村莊，或是一個時代，成熟生長，都不是與歲月俱來的——除非土壤中飽含養分，枝葉經過風吹雨打，沉實厚重，還有，門打開著，自由，如春風自然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