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征文:閱讀與經典同行
在我們平凡的日常里,大家都嘗試過寫征文吧,借助征文可以提高我們的語言組織能力。那么問題來了,到底應如何寫一篇優秀的征文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教師征文:閱讀與經典同行,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教師征文:閱讀與經典同行1
不少讀書人都認為:圖書典籍浩如煙海,在閱讀時會遇到圖書的選擇與鑒別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人們往往通過書目,來了解圖書典籍的狀況,明曉讀書的門徑。書目,特別是那些指導閱讀性的推薦書目,在我們購書、藏書和讀書時可提供重要幫助。
然而,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推薦書目的推薦性往往并不十分公允、準確與客觀。
首先是時間方面的因素。讀書是時代需求的一種反映,不同時代的讀者對讀物的選擇是不同的。120年前,張之洞編的《書目答問》面世,很受當時學子的歡迎,10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一般讀者,不會再依據《書目答問》去讀書了。而在1924年,章太炎開列的《中學國文書目》,今天也不適合中學生了。書目中開列的《二程遺書》、《十駕齋養新錄》、《申鑒》等書,恐怕學文科的大學生也沒有讀過。因而,一部好的推薦書目,要能滿足時代讀者的需要。
其次,推薦書目受推薦者的知識與興趣的影響。1923年,清華一批要出國留學的學生,為了短期得到國學常識,請胡適擬定了一個有關國學的書目。胡適開列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選書較多,偏重哲學史、文學史方面,史部書一概摒絕,有如《資治通鑒》這樣的書亦未入選,當時梁啟超就認為胡適這個書目“文不對題”。30年后的1953年,北京圖書館開列了一個《中國古代重要著作選目》,選書20種。這個書目是經過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審訂過的。既然稱為“古代重要著作”,那么如《周易》、《論語》等哲學、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選,這是很令人困惑不解的。
再次,推薦書目的推薦者受偏見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1945年,英國作家奚普選出十本“震撼世界的書”,這里沒有中國人的書。1985年,美國《生活》雜志在數以百萬計的讀者中,開展評選《人類有史以來的二十本最佳書》,這里也沒有中國人的書。美國圖書館學家唐斯曾寫過一本《改變世界的書》,書中選擇了從文藝復興到20世紀中葉出版的16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其后他又寫了一本《自1492年以來塑造現代文明的111種杰出名著提要》。這兩本書都沒有收錄中國人的著作。在后一本書的《導言》里,作者雖然承認東方的經典,“其中有許多書同樣對西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這些書還是被“略去了”。另一位美國專欄作家費迪曼曾出版《一生的讀書計劃》,向18歲到80歲的讀書人推薦了100部名著,這100部名著也都是歐美人的著作。中國典籍被上述推薦者所忽略,這確實是“世界觀的限制所致”。也就是說,這些推薦者是深受“歐美中心論”的影響的。
也許,任何一部推薦書目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推薦者的主觀性和偶然性。然而,對于讀者來說,準確、客觀地去了解、選擇、閱讀真正的世界名著,往往是十分必要的。
有鑒于此,我們收集了80種中外推薦書目(中國的推薦書目54種,外國的推薦書目26種),運用了計量的方法,對這80種書目所推薦的書進行統計,以各書被推薦次數的多少為序,列出目錄。這份書目不帶有我們的主觀性和偶然性。因而,它在推薦名著方面,應該說更加公允、準確與客觀。我想,在這份書目上,推薦次數最多的書,可稱之為經典吧。
教師征文:閱讀與經典同行2
中國悠久的閱讀歷史,形成了豐厚的讀書傳統,這種傳統的'積淀與承繼,對后世讀書人有著重要的影響,讀書人在心理上和閱讀的價值取向上無不受其支配。中國閱讀傳統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閱讀的思想與方法,然而閱讀的目的與動力還有著強烈的現實需求,這種需求深刻而廣泛地影響著讀書人的閱讀價值觀。
首先,是“學而優則仕”。從孔夫子提倡讀書做官,到《大學》中闡發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隋代初年創科舉制度,到宋代流傳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等,一個很鮮明的目的:讀書以致富貴。這一傳統是中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其次是勤學苦讀。在中國閱讀史上,勤學苦讀的感人事例層出不窮,如“懸梁刺股”、“鑿壁偷光”、“囊螢映雪”、“韋編三絕”等等,這些故事曾激勵過數千年來讀書人發憤攻讀,積極進取,其影響至今猶存。
第三,對文本的尊重。過去的讀書人,往往都是藏書人或抄書人。印刷術在我國發明得很早,但印本書籍的流傳仍不是很普及。宋代的雕版印刷術雖然已經流行,但印出的圖書品種一般不是很多,或僅限于一些經史名著。在11世紀初期,《史記》、《漢書》等,一般讀書人還要靠手抄。古代中國讀書人的抄書,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過去的學者認為,好書當抄,抄書有益,抄書也是一種讀書與學習的方法。書既不易得,讀書人對書的敬重與珍視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書家孫從添在所著《藏書記要》中的一段記敘,頗能反映讀書人的一般心態。他說:
且與二三知己,與能識古本今本之書籍者,并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書之久不刷印、某書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間訪于坊家,密求于冷鋪,于無心中得一最難得之書籍,不惜典衣,不顧重價,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勝于拱璧。即覓善工裝訂,置之案頭,手燒妙香,口吃苦茶,然后開卷讀之,豈非人世間一大韻事乎?
書不僅因貴重而加珍視,同時,書也是讀書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明代一學者曾說:可無衣、可無食,不可以無書。衣食本是不可無的,這里只是想表明書的重要。讀書人常常嗜書如命,并從中獲得樂趣。在讀書人尊重文本的基礎上所構建的私人閱讀空間,書房的內外環境、買書、藏書、借書、抄書、讀書,某些讀書人的如癡如瘋,正是中國閱讀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
書籍是讀書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書籍中,經典又具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讀書人心目中,經典具有力量,經典或閱讀經典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義。唐代魏征在《隋書經籍志序》中,對經典的力量與象征意義作了極為精彩的概括,他認為:經籍是圣賢智慧的結晶,可以用來領悟宇宙的奧妙,探究天地、陰陽的消息,端正世間的綱紀,弘揚人類的道德。經籍顯則可救濟世人,經籍藏則可獨善其身。讀經籍可令人進步,否則就會落后。成大業者能推祟經籍,則將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普通人能以經籍為念,則將為世人所重。統治者若要樹立政聲、顯揚德威、敦勵教化、移風易俗,哪有不從經籍而來呢?
首先,經籍是知識的寶庫,古今中外的讀書人,在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蘇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中說:經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弊的,人的天分不同,賢或不肖,讀書都會各有所獲。英國哲學家波普爾曾說:假使我們所有機器和工具,連同我們所有的主觀知識都被毀壞了,然而,只要圖書館和我們從中學習的能力依然存在,我們的世界就會重新前進的。經籍貯存知識,并為人們的創造提供基礎。
其次,在中國科舉時代,經書,特別是四書五經,再加上朱熹的注解,一直成為科舉的最重要的教科書,成為讀書人踏入官場的階梯。千余年間,讀書人無不深受其影響。
第三,經籍有助于甚或影響著國家的治理。我們現在是否能同意這一看法并不重要,至少我國古代學人是這樣看的。司馬遷在談到《春秋》時說,《春秋》明辨人事經紀,判別嫌疑、是非、善惡,以宣揚王道,是一部政治、百官之大法,人倫、禮義之大宗,有國者、為人臣者,都不可不知《春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著書立說和史學研究,而是極具政治目的的。他在給皇帝的《進資治通鑒表》中稱:該書“專取關國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又說,通過此書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薄顿Y治通鑒》成為治理國家的一面鏡子,頗受當朝皇帝的賞識,對后世皇帝及大小官員也有很大影響。即便在20世紀,有些人認為該書也是公務員必讀的。
第四,經籍有益于國家的治理、信仰的確立和教化的形成。
第五,經籍或讀書具有象征意義,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它體現了一個人的地位、權利或特征。讀書會使一個人更有教養,即使不會,它也使一個人看起來有教養。我們在電視上常?吹,一些被采訪的人物常常坐在大書架的前面,這不正說明書是極具象征意義的嗎?哪怕這些被采訪者根本不讀書,或根本沒時間讀書。當然,從閱讀史的角度看,我們更希望書不是象征物,而應該是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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