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癥患者的結構式家庭治療
聰聰是一個強迫癥的孩子，今年已經22歲了，癥狀是反復地想問題，一切必須盡善盡美，一切必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經過很多治療無效，最后走進了家庭治療的診室。
他從小由母親帶大，父親工作很忙，即使管他，也是說教。聰聰對父親的說教與嚴厲不滿，自己的愿望得不到滿足，這種被控制的感覺，使他發展出了這種控制的病――強迫癥。
在開始的治療中，孩子的母親總說父親不了解孩子，過分嚴厲，不體諒孩子的痛苦，總要保護孩子。孩子的父親則總是不停地說教，侃侃而談，完全不顧孩子有沒有在聽，他表面上很民主，實際上很專制，沒有給孩子以充分長大的空間。
母親在對父親失望之余，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孩子身上，形成牢固的母子聯盟。對丈夫的說教同樣也顯露出不滿的情緒，變成孩子背后的支持力量。
當丈夫主動與妻子交流時，妻子好像已經不太習慣和丈夫面對面地交流，還總是親密地看著孩子的一舉一動，不太理會丈夫的意見。認為丈夫不管孩子不理解孩子。
孩子既埋怨母親沒有給他成長的空間，又離不開母親的生活上的照顧，與母親糾結在一起，但他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只是還不知該如何分開。
在治療中，我與聰聰探討了如何和父親討論自己的`要求，什么讓父母管，什么不讓父母管的問題。并把孩子的癥狀解釋成為是為了幫助母親獲得父親的關注才生病的，他的強迫行為是在母親面前才做得比較多的，在外人面前做得少。
父親只關心孩子的學習，對孩子要求嚴，但對其它方面給予的自主權不足，說教多，獨立少，孩子感到被父親控制，把強迫行為重新框視為孩子想引起父親的關注，滿足自己的需求。這樣就解除孩子對行為問題的責任，賦予行為新意義，以改變他們的溝通模式。
逐漸地，我開始積極地要求家庭成員改變，例如當父親認識到不與孩子的母親講話，就會影響到了孩子時，他就主動孩子母親講話，共通商討孩子的問題。這樣就改變了家庭中的關系結構，協助孩子能夠認識到他與母親之間的界限。
對于聰聰，我則鼓勵他要像一個22歲的“男子漢”一樣，與父母面對面地進行溝通，學習通過談判和協商來達到他們所希望的改變。這種的空間結構表示他們需要分開他們心理上的距離，也就是要建立某些界限。
在對家庭的關系進行一系列的探討后，我首先挑戰了孩子的強迫癥狀的意義，從為什么孩子的癥狀在母親面前重。而在外人面前輕開始，把孩子的癥狀重新框視為 給寂寞的母親演戲。當發現這個說法家庭較難接受時，又把孩子的問題引入到幫助母親引起父親的關注，以滿足母親的需要上。
我讓孩子與父親比個子，暗示他已經長大，要用一個22歲的男子漢的方式去看問題。
我讓與母親親密地坐在一起的孩子離開原來的座位，變成坐在父親的對面，鼓勵孩子與父親面對面地溝通、對話，表達自己的愿望。然后再讓母親坐在父親的身 邊，與父親討論如何對待孩子的要求。通過這樣的調整，從空間上重整了家庭的結構。父親的悟性很好，當時就順著治療思路主動要求妻子與自己多談如何處理孩子 的問題，主動拉近與妻子的距離。
妻子不理會丈夫，認為丈夫不理解孩子的心理，我著重放大了母親獨自持家得不到丈夫幫助的痛苦，使她學會不再孤軍奮戰，學會尋求支持。
這時，我提升了孩子的力量，問他還要做父母之間溝通的橋梁多久?還是已經決定要做自己該做的事?把孩子從夫妻的關系中拉出來，獨立地成長。
最后，我給夫妻留了作業，利用孩子住院不在身邊的機會一起做些他們原來喜歡做的事，好好地溝通一下如何在孩子出院后對待孩子的困難。
在治療中，著重揭示了“男主外，女主內”的觀點，將父母對家庭的貢獻等同起來，不分高低、大小，這種處理使全家都較容易接受，同時又使父親感到他以前對妻子的工作的忽視和對孩子教育的僵化、刻板，自由度不足。
這次治療后，家人感到治療給了全家很大的沖擊，對孩子有了很深的了解，懂得了如何放手給孩子以成長的機會，夫妻之間也學會了如何共同商量解決孩子的問 題，夫妻感到彼此互相增進了理解，能感受到對方的工作之不易，不管是在外工作，還是持家為主，都是為家庭的一種貢獻，不存在誰高誰低的問題，教育孩子是共 同的責任。
孩子也能學會獨立地處理問題，自己解決強迫癥的問題，不再是糾纏著母親了。隨訪至今，孩子的情況良好，已經能獨立地在外地上學，癥狀也控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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