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形象探析
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中塑造的阿Q形象，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藝術形象。對于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面鏡子，可以在里面照出自己的或一形象來。阿Q形象不僅在中國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世界范圍內也得到認同和贊許�！栋正傳》早已被譯成多國文字而傳遍世界。我們親自分析這一形象，對于自己的心靈改造和創作技巧的提高，都有極大的幫助。
一、現實主義的藝術典型
阿Q形象是現實主義的藝術典型。從周作人提供的有關情況來看，阿Q的原形就是作者的同鄉謝阿桂。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如阿D、尼姑、老媽子都實有其人;祠堂、尼庵、刑場，也都實有其所;賭博、打架、偷竊，也都實有其事。可見阿Q這一形象，并非無中生有、憑空捏造，而是有活生生的現實基礎。“美是社會實踐的產物”。魯迅對其作品中的人物及其所處環境是那樣熟悉，所以作品中的人物群像，能塑造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足以令人過目不忘，久久縈于腦際。當然現實主義的真實決不是拙劣的細節描寫，不等于自然主義。它是通過真實的細節描寫，對人物的性格作鮮明的刻畫，創造真實可信的人物形象。誠然，現實主義的真實，也不是對生活的照搬，它必須對生活本身進行概括和提煉，使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阿Q的生活原型謝阿桂雖有游手好閑、偷竊、打架、賭博的“行狀”，但他爬墻到靜修庵偷蘿卜卻不是事實，后來被槍決也不是事實。這些都是藝術的加工和改造，魯迅曾經總結作家取人為模特的兩種方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二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魯迅創作阿Q，綜合了兩法之長。“不全用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對人物模特，不專用一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從周作人提供的材料看，阿Q是重點取謝阿桂一人，取其當雇工，住土谷祠，軟弱自欺，小偷小摸，希望革命給他帶來好處等。也擷取了其他一些人的特征和事實，如專門給人家舂米，勤苦度日是謝阿桂的事，向老媽子跪下求愛是魯鳳桐的事。另外，魯迅是語言大師，其作品用筆深刻雋永，語句簡潔峭拔，辛辣與含蓄相間，警醒與幽默并用，并善于分析和表達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精神特點，收到很好的藝術效果。
二、反映人類卑劣靈魂的一面鏡子
阿Q形象是舊中國愚昧落后農民的一個藝術典型，也是人類卑劣靈魂的一個縮影。愚昧糊涂、麻木自欺、逃避現實、妄自尊大、輕薄無聊、自甘墮落、投機心理、賭偷無賴，自己是受欺壓的卑賤者，又是惡作劇，虐無告的壞蛋，所謂的阿Q精神，阿Q主義，無外于此。阿Q身上的這些惡劣品質，在舊中國的農民中，是不少見的。甚至于每個階級每個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和阿Q沾一點邊。以致于阿Q主義成了中國國民劣根性的集中體現。當年《阿Q正傳》陸續發表之時，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深怕以后會罵到自己頭上。茅盾曾經說：“阿Q這人很面熟”，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而且，阿Q的形象已經跨越國界，遍及世界了。世界各國都有阿Q的形象，羅曼•羅蘭說：“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也有過類似于阿Q的形象”。班納吉認為：“阿Q的特質，他的心理狀態，他對自己和別人的鄙視，他對于損傷他的人物的輕易忘懷，他用于安慰自己失敗的精神勝利法，都是被奴役過的國民所共有的。阿Q只是名字是中國的，這個人物我們在印度也看到過。”正因為阿Q形象的普遍性，故被說成“我們國人的魂靈”，“辛亥革命時期的農民典型”�！栋正傳》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有深刻的描寫，揭露了當時農民處于不覺悟狀態的客觀事實，提出了在中國民主革命中啟發農民覺悟的重要性這一重大問題，其意義重大。
分析《吶喊》《彷徨》表現生活視角與小說結構模式
魯迅在寫吶喊是還是熱血青年，所以他要口誅筆伐，要奔走呼號，要“吶喊”
而后來面對艱辛黑暗的世事，魯迅一時也失去了方向，所以他才會“彷徨”
魯迅文集——吶喊》
《吶喊》是魯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說的結集，作品真實地描繪了從辛亥革命到五四時期的社會生活，揭示了種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對中國舊有制度及陳腐的傳統觀念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徹底的否定，表現出對民族生存濃重的憂患意識和對社會變革的強烈渴望。
這部小說集于1923年8月由新潮出版社推出，集中有《狂人日記》、《藥》、《明天》等十四篇小說，出版后得到很大回響。
在《吶喊》序中，魯迅談到他棄醫從文的經過和目的。他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肄業，第二年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1902年畢業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學，1904年進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1906年中止學醫，回東京準備從事文藝運動。是一次課堂上看畫片的經歷使他棄醫從文的。他回憶道：‘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
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他‘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又談到他把《狂人日記》等小說投稿到《新青年》的經過。他曾問辦《新青年》的朋友：‘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F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那人答道：‘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于是他便寫了《狂人日記》，此后還陸續推出了另外十余篇。魯迅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叫醒‘鐵屋’中的人，使國人得救。談到《吶喊》的名稱，他說：‘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并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于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
至于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于自己，卻也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為什么說魯迅的《吶喊》和《彷徨》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和成熟的標志?
《吶喊》是魯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 1923 年 8 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 14 篇小說; 《彷徨》是他的第二部小說集， 1926 年出版 ，收11篇小說。 魯迅說過，他是抱著啟蒙主義的目的來寫小說的，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但因寫作年代不同，受當時社會環境、時代風潮的影響，魯迅這兩部小說集的創作心境和運用的創作方法、表現手段也不盡相同。
《吶喊》中的作品，大都寫于“五四”運動的高潮時期，要為新文化運動助陣振威， 取名《吶喊》，意指作者受新文化運動的鼓舞，“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集子中的作品明顯地保留著作者于“五四”高潮時期，在結束了一段時間的沉默之后，奮起呼喊的特色。在藝術上，吸收和借鑒外國小說的創作方法與表現手法，因此，《吶喊》集中的作品以其“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令人耳目一新。
魯迅寫小說雖然借鑒了外國小說的藝術經驗，但他把外國小說的經驗與中國古代小說的傳統結合在一起，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民族化的基礎。魯迅小說標志著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與成熟，主要是它在在形式上是新的、成熟的，思想內容上是徹底反封建的，揭開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