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轉換職業(yè)生涯名人賴斯的故事
面對職業(yè)生涯中數(shù)次跨界的重大變動,賴斯是如何成功轉變的?
憑借不畏失敗的勇氣與毅力,賴斯(Rice)在艱難時期登上了權力巔峰,盡管批評家們認為她并不具備必要的經(jīng)驗。35歲時,她出任老布什總統(tǒng)的蘇聯(lián)事務顧問。1993年,在斯坦福大學深陷預算危機之際,她臨危受命,成為該校歷史上最年輕的教務長。2001年,她被小布什總統(tǒng)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國家安全顧問。在經(jīng)過八年的華盛頓政治生涯后,賴斯重返斯坦福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并任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面對職業(yè)生涯中數(shù)次跨界的重大變動,她是如何成功轉變的?哈佛商業(yè)評論雜志就此對賴斯進行了專訪。
時隔8年您又回到斯坦福大學,有何感受?
賴斯:感覺好極了。從某些方面來看,我覺得自己仿佛從未離開過斯坦福。我早在1981年就開始在斯坦福任教了,所以現(xiàn)在可以說是回家了。這次我是在商學院教書,以前我還沒在商學院教過書,但是我熟悉教書,也熟悉斯坦福,還熟悉斯坦福的體育運動。所以,再轉回以前的角色,對我來說沒什么困難。我已經(jīng)做好了準備離開政界。
您的職業(yè)生涯有過數(shù)次跨界的重大變動。您是如何完成這些轉變的?
賴斯:我堅信,人不應沉湎于過去。無論你以前當過什么,都不要老想著回到以前的那個自己。比如,我會告訴自己,我不是蘇聯(lián)事務前特別助理,而是新任教務長。我不是前教務長,而是新任國家安全顧問。現(xiàn)在,我也不想頂著前國務卿的名號。我覺得,要是抱著這樣的態(tài)度,就更容易適應新環(huán)境。
你必須忘卻以前的工作環(huán)境,轉而適應新環(huán)境。但是,在這些角色之間來回轉換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你會帶來一些新技能和看問題的新角度。
您從學術生涯中獲得的哪些知識對于您在國務院的工作最有助益?
賴斯:我覺得有一點必須牢記,大多數(shù)組織都不想變革。它們已經(jīng)體制化了,它們有一套自己的傳統(tǒng)、規(guī)范和專長,很難改變。我在學術領域所做的許多研究都證明,組織通常在遭遇挫折后才進行變革。成功時,很難讓它們變革。而一旦發(fā)現(xiàn)不得不變革,往往為時已晚。所以問題是,你如何讓一個比較成功的組織去應對新挑戰(zhàn)。我對組織發(fā)展的研究,對于我領導國務院步入后“9.11”時代的世界大有幫助。
我覺得三件事情很有幫助。首先,你必須描述組織過去是怎么成功應對變革和困境的。于是,我在國務院就大談它在二戰(zhàn)后是怎么做的,又是怎么為成功結束冷戰(zhàn)鋪路的。
其次,如果你能在組織中找到符合變革方向的非主流言論,那會很有幫助。我在國務院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讓它更多地走出去,減少在倫敦、巴黎等首府做政治報告的人,增加派往喀布爾、巴格達軍事基地考察、合作的人,還有在危地馬拉高地、莫桑比克艾滋病診所為那里的援助人員提供支持的人。我發(fā)現(xiàn),國務院實際上歷來就有人在貝魯特、哥倫比亞和敘利亞等地的'艱苦條件下工作。我們可以把這些經(jīng)歷端出來說,以前的國務院官員們也做過這些事情。我還會密切關注我們在獎勵什么行為。如果你說組織應該做x,可你實際卻在獎勵y,那么人們就會接受這樣的信號。國務院大概有30個左右的獎項是為政治報告所設的,但是為民事/軍事合作設的獎項一個也沒有,為支持人權所設的獎項也很少。我們所獎勵的行為與我們所倡導的國務院的發(fā)展方向完全背道而馳。
最后,你還必須要看有沒有一些障礙在阻止人們做正確的事。在優(yōu)秀的組織里——國務院當然是一個優(yōu)秀的組織——人們大多想做正確的事,我認為在斯坦福也是這樣,人們不想當絆腳石,但是有時候會有一些障礙讓他們很難去做正確的事。例如,在國務院,我需要阿拉伯事務發(fā)言人到巴格達這樣的地方去,這就要求他們走出開羅。但是如果他們離開開羅,他們的家人就得千里迢迢搬回美國。所以,我們得想辦法讓他們在巴格達工作的時候,他們的家人仍能留在開羅。
當您從國家安全局調任國務院時,您曾說過,與參謀職位相比,您更喜歡直接主事,F(xiàn)在回顧那段日子,您還是這樣想嗎?
賴斯:我喜歡在白宮的日子。我離總統(tǒng)只有幾步之遙,我每天可以看到他六七次。我崇拜他,喜歡與他那樣近距離地共事。但在擔任國家安全顧問時,我更像是通過遙控來影響外交政策。“我們能否讓國防部長做這個,讓國務卿做那個?”所以,你說的對,權衡下來,我更喜歡出任國務卿。
有人評價您的管理風格是強調制度、等級有序。您如何評價自己的風格?這些年來,您的風格有什么變化嗎?
賴斯:我不認為自己有很強的等級觀念。例如,我的辦公室大門向幾位助理國務卿敞開。他們并不需要通過任何人來見我,因為他們是我手下的事務主管,他們是那些必須做實事的人,我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這些人得到了充分授權。但我不認為國務院的每個人都應該對外闡述美國政策。那會引起混亂。
在我第一次當教務長之前,我連系主任都沒當過,更別提當院長了。起初,我都不知道如何授權,總是想去把別人的活兒都干了。后來我認識到,這樣下去會讓自己抓狂,而且那些有能力的人在自己手下也會干不長。從那以后,我覺得自己在授權方面有所進步。
當您成為斯坦福大學的教務長,也就是一家年預算支出近20億美元組織的首席運營官時,您并沒有管理經(jīng)驗。您是如何邊干邊學,又是如何與那些覺得您自不量力的人相處的?
賴斯:還有如何與那些認為自己才應該擔任教務長的人相處吧?其實,我的一個優(yōu)勢就是:我很清楚我的工作重心應放在何處。我是93年出任教務長的,斯坦福大學當時深陷經(jīng)濟困境——我們仍有1.57億美元的地震損失無法填補。我知道自己的首要任務是穩(wěn)定預算和重建校園。于是,我就全力以赴先解決這個問題。
我很快就認識到,這個問題其實沒那么復雜,不過你得做一些艱難的決定,在做決定時要講究策略,你不能沒錢還亂花。當時,我剛走出華盛頓,頭上還頂著冷戰(zhàn)后蘇聯(lián)專家的光環(huán),真有點放不下架子。我讓周圍一些我能信任、我覺得能幫上忙的人來協(xié)助我工作。在教師隊伍中我有一些認識多年的朋友,能做我的耳目,告訴我真實情況如何,我的決定又引起了多大的動蕩。
您是否覺得有壓力,必須向別人證明自己有多強悍?
賴斯:在第一年里,不僅僅是“證明”,而是“的的確確”必須要強悍。我原本對人非常尖刻。但我從課堂上學到,最不應該做的事就是打擊別人,因為這樣會讓人家不敢做聲,全班都會噤若寒蟬。身為一名管理者,我不得不補上這一課。
眾所周知,您和布什總統(tǒng)的關系非常密切。這種密切關系顯然會有一些好處。那您覺得是否也有一些不利之處呢?跟上司關系密切,這事可能會挺復雜。
賴斯:首先,好處要明顯多于壞處。當你在與俄羅斯外長磋商時,你最不希望自己是孤立無援的,而俄方也不確定你是否能代表總統(tǒng)本人。但是,當我轉到國務院工作時,就非常有必要保持一個獨立的聲音,而不是成為總統(tǒng)的傳聲筒。另外一個不利之處是,你必須牢記他不只是你的朋友,他還是總統(tǒng)。
您的業(yè)余活動,比如彈鋼琴、看體育比賽、做運動,這些對您來說很重要,那么這些活動對您的工作有沒有影響?
賴斯:競技滑冰、鋼琴演奏都需要刻苦訓練、嚴守規(guī)則,這樣的精神幾乎適用于任何工作,因為你必須學會管理自己的時間,想方設法完成任務,即使失敗也要繼續(xù)前行。但是,從事這些活動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平衡我的生活。我不是一個工作狂。我知道許多人不相信這一點,但我的確不是工作狂。我對許多事情的熱愛要超過對工作的熱愛。
聽到有傳言說,您職業(yè)生涯的下一個重大行動是想成為美國職業(yè)橄欖球聯(lián)盟總裁。
賴斯:我以前是有這樣的想法。但我告訴現(xiàn)任聯(lián)盟總裁羅杰。古德爾(Roger Goodell),當我在和俄羅斯、朝鮮政界周旋的那會兒,覺得他那份工作看上去很不錯。但現(xiàn)在我到了斯坦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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