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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郭敬明名人讀書故事

        時間:2020-09-25 13:42:20 勵志故事 我要投稿

        郭敬明名人讀書故事

          讀書是一種樂趣,你看過哪些名人的讀書故事呢?下面帶來郭敬明的名人讀書故事,歡迎品讀!

        郭敬明名人讀書故事

          那個“騷年”郭敬明

          郭敬明的初中班主任黃國榮,至今記得他剛入學時的樣子。

          新生入學,第一件事是到操場拔草。拔草是有組織有紀律的,按個頭大小分配勞動工具。正當黃國榮組織勞動時,一個小男生拎著一把小鐮刀迎面走來。他走路唰唰的,很快,挺胸抬頭,那股勁頭兒讓黃國榮記憶至今:“當時不興噴發膠,可是他那個頭發呀,一根一根。十多年了,我都忘不了那個頭發!”

          “這郭敬明咋變了?”

          1996年,郭敬明考上自貢九中。自貢九中位于這座小城的一處高地上,周圍大片平房,順著氣味可以找到每一個公共廁所,操場上雜草叢生。其教學質量并不太好,入學分數線也低。

          郭敬明當年升初中考試,成績不錯,九中校長殷道謙說,考其他中學沒問題,但要交一筆數目不小的借讀費。而按照學區劃分,郭家所在小區的孩子將全部升入自貢九中,享受義務教育。考慮到這筆借讀費,成績不錯的郭敬明還是選擇升入九中。

          入學不久,所有老師都以各自的方式記住了郭敬明。

          化學老師劉曉記得,郭敬明從來不穿羽絨服,冬天戴條白色長圍巾,飄然垂在膝蓋下面,人群中非常打眼,“簡直是一道風景”。

          那時郭敬明在班級當學習委員,發作業,收作業,走路筆直。雖然他在課上很少發言,但兼任生物老師的殷道謙很快注意到了他。殷道謙說,郭敬明的隨和中含著一股子狠勁。一次殷在課上講起進化論里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郭敬明課后找殷道謙,說人類社會也該這樣,用戰爭和瘟疫淘汰一批弱者。

          他以一種奇特的自律,約束著自己的初中生活。黃國榮回憶,十來歲的郭敬明從來不吃零食,從不在外面玩兒,放學立即回家。一旦成績下滑,母親鄒慧蘭必定要來找班主任“交流”。

          一次“交流”時,鄒慧蘭含糊地說,兒子不想當班里新派給的團支部書記,還想當原來的學習委員。黃國榮有點兒詫異,從“官職”上來說,團支部書記比學習委員大,兩個職位不在一個等級。鄒慧蘭委婉地表示,兒子覺得團支部書記手下才三四個人,學習委員就不一樣了,收作業,發作業,全班的事兒都管。當時入團的同學不多,團支部書記就是個閑職。那時黃國榮才知道,因為這個,郭敬明一度對他“有點兒意見”。

          那時的郭敬明已經開始寫文章,偶爾會把自己滿意的文章給幾個“認為能交流”、“互相懂得”的朋友看。能被郭敬明挑中的人有那么四五個,多是班上的小文青。

          自貢九中的語文老師張政兵喜歡他,“郭敬明兒郭敬明兒”地叫,叫過來摸他的頭。黃國榮回憶說,張政兵總是順著發型摸,從不弄亂郭敬明的小偏分。初二時郭敬明寫了篇描寫小商小販的散文,張政兵特地拿給班主任黃國榮看:“小商小販都被他寫活了!”

          郭敬明成名后,黃國榮找來《幻城》看,看著看著皺起眉頭:“這郭敬明咋變了?咋不如初二寫得好?”

          說起郭敬明最近的作品,黃國榮欲言又止:“他現在的文章呢,唉,我呀,還是欣賞他初二的文章,第一,文字優美;第二,人都寫活了。我說呀,他要是真想獲得諾貝爾獎,還得像他初二那么寫文章。”

          縣城文青

          郭敬明后來寫的《1995~2005夏至未至》大熱后,大批女孩從成都、重慶趕到富順二中,“要看看郭老師的香樟樹”。

          富順二中位于自貢市下屬富順縣城,距離自貢市約60里。郭敬明從1999年開始在此讀高中。該校校園里有太多香樟樹,究竟哪棵是“郭老師的”,連校長盧健全也很迷惑。后經校方考證,認為就是教學樓左手邊的那棵。此后,這棵樹被叫作“郭老師的香樟樹”,常有人拍照留念。

          當時盧健全是富順二中的教務主任,對郭敬明印象很深:“他不愿意讀死書,不想一本正經走高考這條路。又想搞寫作,又想考個大學上著,兩面都想要,很矛盾噻!”

          高一第一篇作文,所有同學都按要求寫了800字,郭敬明寫了2000字。語文老師陳明華拿到作文,認為他超長的'篇幅是強烈表現欲的體現:“考試你要注意字數!考試這樣寫,閱卷老師很反感!”郭敬明點頭答應,下一回,陳明華又收到一篇2000字長文,A4紙單面打印,錯別字非常多,行文多用長句,贊美母愛,抒發感情。這篇文章被當作范文,當著全班念的時候,郭敬明語調抑揚頓挫。

          當時郭敬明開始混跡于文學原創網站“榕樹下”,以“第四維”的名字發表文章,并小有名氣。“我所看的書很是極端,要么就是如許佳、恩雅般的安靜恬淡,要么就是如蘇童、安妮寶貝般的冷艷張揚,或許我天生就是個極端的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寫道。

          富順二中資深語文老師陳澤林,在一場考試中不聲不響站在郭敬明身后,眼看他40分鐘不到寫完作文,“好小子!不錯呀!”“小郭”成了他的得意門生。之后兩年里,陳澤林對郭敬明說,課外的作文,你只要肯寫,我就給你改。在郭敬明的第一本書《愛與痛的邊緣》里,《我上高二了》這篇散文陳澤林足足改了一周。那時,郭敬明最愛引用的詩句是“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正是在高二那年,郭敬明開始研究“新概念作文”。

          1998年,趙長天依托《萌芽》雜志,創辦了“新概念作文大賽”,并于1999年舉辦了第一屆比賽。和郭敬明同時進入高中的韓寒,連續參加了兩屆,并分獲一、二等獎。

          郭敬明也決定參加。參賽前夕,他找到陳澤林:“我要去參賽,老師你幫我指點指點。”

          陳澤林帶著郭敬明在二中的湖邊上一圈一圈地走。“你在意識流上下下功夫,但還是要有一個線索,不能太散。你肯定獲獎,但幾等獎就看你造化了。”

          郭敬明得了一等獎。那是2001年,他參加了“新概念”第三屆的比賽,以《假如明天沒有太陽》一文獲得第一名。跟參加了前兩屆的韓寒一樣,他的人生也從此開始改變。

          郭敬明返校

          畢業后的郭敬明第一次回富順二中是2005年。當時他已經名聲大噪,學校動用保衛部,拉起警戒線。郭敬明在二中階梯教室辦了幾場講座,座席要預訂,二十余家媒體來到現場,大批學生從成都、重慶趕來。

          陳澤林沒去,“他們前呼后擁的,我不愛去。”他尋思一會兒,又補充道:“而且我要上課,一百多學生等我上課。”

          但陳澤林夾著書在校園里走時,一輛車對面駛來,停在他面前。郭敬明從車里走出,拉住他的手:“老師,我們中午單獨吃個飯。”

          陳澤林帶著郭敬明高中時的三篇作文手稿——《生活之象》、《凈·靜·境》、《清水出芙蓉》——趕赴飯局,F場圍了好多人,不斷有學生沖破警戒線進來,要求簽名。郭敬明一一簽名,偶爾回頭跟陳澤林說抱歉。陳澤林說:“沒事,你很忙,我退休了,我不忙,沒事。”

          記者們開始采訪陳澤林。陪他采訪的校領導對記者說:“你呀,要寫出來,母校哇,對郭敬明寄予厚望。你呀,要想一下怎么表達這種厚望。”

          現在,偶爾會有學生認出陳澤林:“你是郭敬明的老師!”陳澤林說“我不是”,“我不愛拿這個出來炫耀。”

          “郭敬明對我很好的。”陳澤林再次提及那個飯局,“那次回來,他單獨跟我吃飯,單獨呀!吃了有20分鐘呢。”

          此后八年,兩人再無聯系。他與自貢九中的關系,也逐漸斷掉了。只是九中的學籍卡上,還保留著他的筆跡。18年前,稚氣未脫的郭敬明工工整整寫下了自己的家庭住址:貢井區東風路34棟6樓12號。但現在,他的父母早已經搬到自貢市第二豪華的小區里了。這個地方也與他再沒關系。

          18年后,當出租車司機狐疑地轉了又轉,終于在一條窄窄的巷子口停下后,記者看到了那棟曾見證這個少年成長起來的舊樓,掩映在一群墻皮剝蝕的灰色樓群里。大樓對外界,毫不設防,漆黑狹長的樓道里,堆滿雜物。樓房外面,卷起背心、露出肚子的男人們在搓著麻將,不時地,一口痰脫口而出,吐到地上。

          臺灣著名舞臺劇導演賴聲川1978年到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讀戲劇藝術時,導師告訴他和其他同學,要做藝術,就應該講創意。但“創意”是什么?賴聲川始終沒明白,直到有一天他看見了一張行走的床。

          那是賴聲川剛到伯克利大學不久后的一天。那天早上,賴聲川上完一節課后,走出教室準備去另一個教室上第二節課。走廊上的人很多,賴聲川隨意瞄了一眼,竟然看到一張床在走廊上緩緩移動!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奇的賴聲川忍不住多看了兩眼。

          那張床其實是一個沒有四肢的殘疾人的輪椅。輪椅上有幾個開關,還有一個后視鏡。此刻,那個殘疾人正躺在輪椅上,一邊觀察后視鏡,一邊用嘴巴操控幾個開關,讓輪椅行走。他的身邊沒有助理,周圍也沒有一個同學幫他一把。

          賴聲川不禁感嘆:一個沒了四肢的人竟然也能在這里得到教育,伯克利大學真是一個富有愛心、偉大的學校!他正想上前搭一把手,卻被同寢室的一個同學攔住了:“你要是去幫他,他會生氣的。”

          “為什么?”賴聲川大為不解。

          同學問:“如果他問你‘你為什么要幫我’,你會怎么回答?”

          賴聲川說:“我當然會說‘因為你是殘障人士’啊。”

          “錯!”同學否定道。之后,他向賴聲川講解了伯克利的一個特殊風情:“這個城市明文規定:1.每條街道的人行道和建筑大門的臺階旁必須修建斜坡,以方便殘障人士的輪椅出入;2.不能歧視殘疾人員,否則將面臨嚴重的罰款。其實,政府做這些規定的目的只有一個,不管殘疾人缺失了什么,他們都享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好比剛才那位同學,他雖然沒了四肢,但他照樣是一個人,同樣享有平等教育的機會。”

          賴聲川這才意識到,自己從看到那張行走的床的第一眼開始,腦子始終只印著“殘疾”兩個字,而忽視了躺在床上的首先是一個人。他也終于明白,伯克利大學真正的偉大之處在于給了所有人平等教育的機會,而不是施舍機會給殘疾人。同樣,對于老師說的“創意”這個詞,賴聲川一直只知道在心里想著這個概念,沒去挖掘它真正的含義。

          認識到這些之后,賴聲川更加珍惜在伯克利大學的學習機會。1983年,29歲的賴聲川回到臺灣。此時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我要教學生什么?莎士比亞嗎?“不,我不要走別人走過的路,我要開拓一條我完全不明白的路,那就是自己的戲劇創作。”賴聲川這樣對自己說。

          于是,他和學生們開始做實驗,打造出第一個作品——《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在這個作品里,賴聲川讓學生們自己演自己,講解成長經歷里一些關鍵性的經驗。1984年1月10日,臺北的一個禮堂里臨時搭建劇場,上演了這個剛從國外回來的老師的小作品。但就是這個無關緊要的小作品,吸引來了楊德昌、侯孝賢等著名導演的觀看?吹綄W生們表演得那么自然,導演們驚訝于賴聲川平淡而又不俗的創意。之后的事情可想而知,大腕導演們紛紛向賴聲川拋去了橄欖枝。

          就這樣,賴聲川和大導演們開始了合作,而這些合作,讓他的創意得以無限噴發。時至今日,賴聲川仍說自己的成功得益于那張行走的床:“就是那張床,讓我明白創意就是要去掉固有的概念。當初,我正是一面做好一切研究,一面又放掉所有的概念,才迎來了真正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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