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賢的妻，最才的女”楊絳勵志故事
她有一個被時代熟知的稱號“錢鐘書夫人”，她是一個從容優雅的精神貴族，卻有著一個世紀令人感動的平民情懷。她就是楊絳先生。今天，YJBYS小編特意為大家推薦她的勵志故事，歡迎瀏覽!
一位安靜、優雅、博學的女性，她高貴、生動而深刻的靈魂，扣動著從知識界到普通老百姓的心。她是專家學者，是作家翻譯家，是女兒，是姐妹，是妻子，是母親。她守候著人類最小的社會單元，為人生創造了美麗的“第一秩序”——家。
無錫老家——人生的第一課堂
楊絳先生，字季康，1911年7月17日辛亥革命前百日出生于北京。出生時愛笑，家里人給她喂冰淇淋，她甜得很開心，小嘴卻凍成“絳”紫色，不過她的命名卻是因為排行老四，“季康”被兄弟姐妹們嘴懶叫得吞了音，變成了減縮版的“絳”，這也是她劇本上演時自己取的筆名。
楊絳父親楊蔭杭是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志士，是美國大學的法學碩士。父親最著名的事跡是在浙江當高等審判廳廳長時，堅持原則判決了督軍的惡霸親戚;任京師高等檢察長時，堅持司法獨立，毅然傳訊交通總長并搜查其寓所，在因此被停職后，竟公開發表了長篇《申辯書》，申明自己的合法與司法總長的偏袒之嫌。此案成為民國一樁著名公案。
楊家父母關系融洽，給每個孩子充分發展個性的機會，特別是對女孩，不要說是上世紀之初，即便是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讓人贊嘆不已。葉圣陶曾說：“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楊絳說，我們姐妹個個都對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我們都不如母親對父親那樣細致耐心。楊絳初嫁入錢家時，錢鐘書父親主張楊絳待在家里學學家務，不要出去工作，楊絳的父親說：“錢家倒很奢侈，我花這么多心血培養的女兒就給你們錢家當不要工錢的老媽子!”
三歲的楊絳從出生地北京回到故鄉無錫時，充滿自信和調皮，竟然對初次見面的三姐說：“叫聲季康官嘛。”在教會學校讀小學時，楊絳儼然是孩子王。她是被姆姆老師稱為淘氣的“小魔鬼”，她學會了兩手抓著繩子雙腳纏繞著一直爬到秋千架的頂端;上課講話被老師罰站，她覺得冤，可以一直不停地大哭到班主任姆姆來哄她;她會當面頂撞老師姆姆，而奮不顧身地去救護陷在泥塘里的小同學;她也是功課好而兩次跳級被寵愛地稱為老師的“大零”(Darling,心愛的人)的學習尖子;同學中鬧兩派，她不愿學人家討好兩派說“都幫”，寧愿得罪人說“都不幫”;老師讓她送沒封口的信，盡管她很想看，但還是克制住了好奇心。楊絳認為，學會自我克制，對一個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她童年想著的是“每天要為圣母做一件好事”。
對祖國——“我們是倔強的老百姓，不愿做外國人”
人們總是對錢鐘書楊絳夫婦留學時沉溺于牛津總圖書館“飽蠹樓”津津樂道。在國外，甚至連他們兩三歲的女兒都在埋頭讀書，用楊絳的話說：“圓圓坐在高凳上，也學我們讀書。我們買了一大冊丁尼生全集，專供圓圓學樣。她拿了一支鉛筆，面前攤開大書，像模像樣地一面看，一面在書上亂畫，不鬧，很乖。”然而，他們并未忘記多難的祖國。
本來錢鐘書的庚款獎學金還能再延長一年，但他們決定按期回國。
在淪陷的上海，一次楊絳乘公交車遇到日本兵檢查，憤怒的楊絳低頭側視，一位日本兵竟然伸手猛地把楊絳低著的頭抬起來，楊絳忍無可忍，一字一頓地地大聲呵斥：“豈有此理!”一下把日本兵鎮住了。在那個殺人如草芥的歲月里，這需要多大勇氣啊!當時，錢鐘書楊絳寧愿忍受貧寒，拒絕為敵偽機構工作。錢鐘書寫于抗戰、定稿在勝利后的古典文學論集《談藝錄》序言中說“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
1949年3-4月間，錢楊夫婦在任鴻雋家和胡適討論去留問題，母校牛津大學、香港大學都來函高薪聘請。但他們依然留下來了。“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也許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愿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文化，愛祖國文字，愛祖國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愿做外國人。我們并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所以楊絳說“是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盲目的選擇”。
對人民——“我在上層是個零，和下層關系密切”
振華中學上海分校校長，是楊絳一輩子當的最大的“官”，盡管她為學校中興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卻說：“我做小小一個校長，得到一個重要經驗，影響我一生。我自知年輕無識，留心在同事間沒半分架子，大家相處得很融洽。但是他們和我之間，總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我無法融入群眾之中。我懂了做‘領導’的與群眾的‘間隔’，下決心：我一輩子在群眾中，一輩子是老百姓之一。”“我在上層是個零，和下層關系密切。”“我生平做過各種職業，家庭教師、代課先生、中學教員、小學教員、灶下婢(大家庭兒媳婦也是一項)、大學教授、研究員。經驗只有一條，我永遠在群眾中。”
“我永遠在群眾中”，說白了就是對身邊的普通人都平等相待。辭去振華校長后，為生計她去當了上海北區工部局小學教員，當時有個一年級班都是淘氣孩子，楊絳硬是幾堂課下來就能準確叫出每個孩子的姓名，把小調皮們給鎮住了，一年下來把這個班調教得很順。
留學歸來，楊絳作為大家閨秀、留學生，已然成為家族的“灶下婢”;上世紀50年代末下鄉時，年近五十的楊絳居然學會了掌握平衡難度很大的推獨輪車，裝載著比人還高的秫秸稈上坡下坡;“文革”中被打倒，住大雜院，“造反派”以打掃廁所羞辱她，楊絳能把污垢厚結的廁所打掃得照得見人;在鄉下勞動，楊絳說,“我并未可以和老鄉打成一片，只是老鄉喜歡接近我。”
楊絳以92歲的高齡擠公共汽車去看望已離開她家的老保姆。當她聽說一個老朋友的侄女在外地開了家小書店進不到她的書時，她會把留的樣書寄過去。
錢鐘書說：“最賢的妻，最才的女”
“錢鐘書夫人”是楊絳的終身職務和最響亮的稱號。但楊絳之于錢鐘書的重要性，用一位評論家的話說是“不寫楊絳，錢鐘書的形象就不全面的”。
1994年，在楊絳的力促下，錢鐘書編定了自己的《槐聚詩存》，楊絳把全書抄完后，錢鐘書拉起妻子的手說：“你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
在錢楊的人生結合中，楊絳是一直站在錢鐘書身后的。1949年5月，按清華的舊規，夫妻不能同時在本校任正教授，楊絳只能做兼職教授。
50年代中期，錢鐘書參加《毛澤東選集》翻譯不在文學所，他的《宋詩選注》出版后即遭“拔白旗”運動，所領導讓代領傳達，楊絳每天帶著本子去記錄眾人的批判發言。
“文革”開始后，有人又把錢鐘書早已查清楚的“黑材料”貼出了大字報，楊絳貼了一張小字報來說明真相。紅衛兵小將拉她上臺批斗，她跺腳說“就是不是事實!”結果被游街批斗。楊絳說，“文革”中“牛鬼蛇神”敢和革命群眾大發脾氣的，整個外文所就我一個。她的學生認為她“無事，決不去惹事;有事，絕不怕事”。她在“文革”中的檢討得了“披著羊皮的狼”的批語。
《堂吉訶德》是1973年5月出版的。定稿時，錢鐘書的《管錐編》也正好校訂，錢鐘書希望能和楊絳交換題寫書名。楊絳打趣說：“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虧嗎?”錢鐘書道：“留個紀念，好玩!”以后，他們兩人出版作品都互相題簽。
1946年，抗戰勝利后，錢鐘書楊絳夫婦和全國人民一樣，一下子有了“揚眉吐氣的感覺”。這年4月，錢鐘書出版了短篇小說集《人·獸·鬼》，這書能保存出版是因為“此稿本曾由楊絳女士在兵火倉皇中錄副，分藏兩處”，書出版后錢鐘書用英文寫下了一句耐人尋味的名言：“贈予楊季康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錢鐘書”。60年后，楊絳對此說道：“我認為三者應該是統一的。夫妻該是終身的朋友，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該是能做伴侶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侶。情人而非朋友的關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夠朋友，只好分手。”
錢穆說：“你是個有決斷力的人”
楊絳的人生決斷力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她在小學時，有低年級的小朋友陷在泥塘里，她不顧別人的反對，依然跑去為解救小伙伴們想辦法。所以她從小就有“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的雅譽。她和錢鐘書訂婚后，與錢家遠親、著名學者錢穆先生結伴從南方北上清華，錢穆給她的評價是“你是個有決斷力的人”。
這種決斷力也源于家教。楊絳上中學時，一次不想做學校要求的事，回家和父親商量，想借父親名義拒絕。楊老先生對她說：“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 to say no!(要敢說不)”
楊絳一生中最為人稱道的是她對事業和家庭的決斷。楊絳一心想到清華讀文學，卻因為清華大學不招女生，只能讀東吳大學法學預科，后讀政治學專業;曾有機會去美國衛斯利學院(宋慶齡姐妹的母校)，但因不愿給老父親增加負擔，也不喜歡政治學專業，從而拒絕了。由于她的堅持，終于如愿以償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讀了外國文學專業。而一入清華，楊絳就戲劇性地碰到了錢鐘書，并確定了戀愛關系。后來母親常和楊絳逗笑說：“阿季腳上拴著月下老人的紅絲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華。”與多數人理解不同，他們并非感性地一見鐘情。70多年以后，楊絳談起這一段說：“人間也許有一見傾心的事，但我無此經歷。”楊絳和錢鐘書還是略有曲折經過相親相戀才走到一起的。這也符合楊絳理性的人生態度。楊絳回憶道：“錢鐘書曾和我說他‘志氣不大，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我覺得這點和我的志趣比較相投。”楊絳就是這么決斷地“選對專業嫁對郎”的。
才情女性——“錢鐘書是誰?”“他是楊絳的丈夫”
常言道：“機會總偏愛有準備的頭腦”。1934年，出國留學前夕，為了趕時間，老師朱自清同意楊絳用一篇小說《璐璐，不用愁!》代替大考，結果這篇小說被朱先生投給《大公報·文藝副刊》，成了楊絳第一篇創作并公開發表的小說，還被林徽因編入《大公報叢刊小說選》。一生享受妻子服務的錢鐘書對妻子文才的“發現”要遲得多。10年后，錢鐘書看到《小陽春》才肯定楊絳“能寫小說”。40年后看了楊絳寫的《洗澡》后，錢鐘書說“你能寫小說，你能無中生有”。
抗戰勝利后，儲安平辦《觀察》雜志約楊絳寫稿，楊絳把自己正在看的散文《世界公民》翻譯了一段投稿，居然得到了大翻譯家傅雷的好評。為了這個稱贊，楊絳還受了傅雷的責怪。楊絳回憶道：“有一次他稱贊我的翻譯……我只當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謙遜了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鐘，然后沉著臉發作道：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贊是不容易的。”1958年，她47歲，開始學習西班牙語，翻譯西班牙不朽名著《堂吉訶德》。在20世紀50年代，著名美學家、翻譯家朱光潛在回答學生提問時說，中國的散文、小說翻譯“楊絳最好”。
從《小賴子》、《吉爾·布拉斯》到《堂吉訶德》，楊絳的翻譯被譽為是在忠于原作基礎上用中文的重新創作。楊絳把翻譯比作“一仆二主”，即翻譯必須忠于兩種文化。為一個注解讀完一本書，為一句話重譯一個章節，為文氣接不上，把總共八章的小說《堂吉訶德》已經譯了的七章半推倒重來。這就是楊絳的翻譯為什么好的原因。
1942年冬，陳麟瑞、李健吾兩位戲劇專家在聚餐時建議楊絳寫寫劇本。楊絳寫出了《稱心如意》，被大導演黃佐臨看中，一炮打響。1943、1944年，楊絳的劇本《稱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戲人間》等相繼在上海公演，一時盛況空前，以至于1946年2月《圍城》在鄭振鐸主編的《文藝復興》上連載后，人們問：“錢鐘書是誰?”有人答：“楊絳的丈夫。”其實《圍城》還真是錢鐘書楊絳同去看楊絳的喜劇《弄假成真》時，錢鐘書提起要創作一個長篇小說而激發的。錢鐘書以每天500字的速度寫了兩年《圍城》，楊絳包攬了后勤，每天急切地等著看他寫了什么。(本報特約記者錢曉鳴)
《稱心如意》得到劇作家李健吾高度評價，被譽為世紀著名劇作家丁西林之后中國現代文學中喜劇的第二個里程碑。
吳宓女兒吳學昭問她的文章為什么寫得又多又好，楊絳說：“寫文章其實就是偶爾心有所感，漸漸醞釀，漸漸成熟，然后寫出來了。”楊絳的寫作是以人物塑造為核心的，因此她的作品往往在人物個性的鮮活上獨樹一幟，這與她的閱讀視角是有關系的。她常說，讀書就好像去別人家串門，經�？梢钥吹礁鞣N不同的老朋友新朋友。
智慧人生——“藝術就是克服困難”
20世紀50年代末，楊絳寫了《藝術與克服困難：讀《紅樓夢》偶記》，文章結尾引用了16世紀意大利批評家卡斯特維特羅的名言：“欣賞藝術，就是欣賞困難的克服。”當時中國文藝界的.重要領導人、理論家周揚很欣賞，在講話中引用說“藝術就是克服困難嘛”。
珍惜光陰和自強不息是楊絳克服困難的兩大法寶。今年7月20日，著名藝術家黃永玉談起楊絳時說，給百歲老人打電話，那是增加人家的負擔。錢鐘書楊絳先生的時間是真寶貴，我們以前住得近時，有時從湘西老家帶點筍等土產，我送去，都是敲敲門，放下就走，由他們開門取。
無錫這么一個小地方，在近現代中國，名家輩出，僅文化藝術類的就有徐悲鴻、劉半農、劉天華、錢穆、錢基博和錢鐘書、楊絳夫婦等。同為無錫人的馮其庸先生說，正是因為讀書風氣濃，所以人才就出得多。
錢楊夫婦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惜時如金地讀書。留學時，錢鐘書取得了牛津大學學士后，再也不愿去讀學位了。他們倆雙雙放棄了讀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的機會，因為覺得花那么多時間去修學位不值得，不如省出時間讀書收獲更大。這種求其實而棄浮名的讀書法，被一代代大學者所看重。
在英國，經常出現錢鐘書不小心用墨水污染了房東的桌布、臺燈弄壞了、門壞了等生活難題，每當他聽到楊絳告訴他“不要緊”，就“又佩服又放心。”“文革”在鄉下勞動時，有關系的先回城了，楊絳指著一個草搭的窩棚說，給這么個棚子我們住下好嗎?錢鐘書想了想說“沒有書”。在他們被迫半夜轉移到一間廢棄的學生宿舍時，60多歲的楊絳一會兒就把滿是塵垢的屋子收拾出來了……難怪有人說，怎么看著錢鐘書一天到晚總是笑嘻嘻的，原來是有個這么好的wife(妻子)。人生落點——“永遠在水之上，平平正正，而不波動”
在大海的風浪中如何不暈船?在歸國的海輪上楊絳感悟到了：不以自己為中心，而以船為中心，順著船在波濤洶涌間擺動起伏，讓自己的身軀與船穩定成90度直角，“永遠在水之上，平平正正，而不波動。”這種在波浪中牢牢地把握“地平線”的辦法，錢鐘書一試真的管用。同樣，這也是楊絳在生活中和文學中的訣竅。
楊絳的文學創作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對漢語文字的貢獻;二是突出了一個知識分子心靈的歷史再現。
著名文學家、報人施蟄存評價楊絳“自是語文高手”，“語文純潔，本來是讀者對作者，或作者對自己作品的最低要求。但近十年來，卻已成為最高要求，在一群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像《洗澡》那樣語文流利純潔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
文學界一直把文學創作分為人生派和藝術派，楊絳是有高雅藝術性的人生派。楊絳的散文、戲劇、小說從不無病呻吟，都有著深刻的內涵。
在唯一的女兒、一生的伴侶辭世后，92歲高齡的楊絳出版了記述三口之家風雨歷程的回憶錄《我們仨》。有評論家認為：“《我們仨》展現了知識分子在20世紀的境遇，很具有代表性。對于我們回顧上個世紀知識分子的人生歷程，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特別引起國內外關注的是楊絳在國內率先出版的幾部描寫極“左”思潮下乃至“文革”中知識分子命運的散文集和小說，如《干校六記》，楊絳回憶說：“我動筆前告訴鐘書，我要寫一篇《干校六記》，他潑冷水說：‘寫什么《六記》!’我寫完后給他過目，他不聲不響，立即為我寫了一篇‘小引’，我就知道他是真的覺得好，不是敷衍。”胡喬木評價說：“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話。”《干校六記》被譯為多國文字，產生了廣泛影響，被英國《泰晤士報·文學副刊》評價為：“20世紀英譯中國文學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1988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洗澡》堪稱是楊絳的文學創作的頂峰。施蟄存評價《洗澡》是：“半部《紅樓夢》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說“(楊絳)運用對話，與曹雪芹有異曲同工之妙”。楊絳自謙道：“《洗澡》是我的試作，我想試試自己能不能寫小說。”楊絳的一切都是“試”，從散文、翻譯到劇本、小說，而每試即拔頭籌。這個“試”是一種從容不迫的平常心，沒有一絲跳著跑著爭名奪利的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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