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College Board發布完整新SAT樣卷的時間越來越近，現在的高一考生已經明顯的感覺到了新題帶來的壓迫感。在新題中，那些體現了“復合”思路的新題殺傷力巨大，比如：在閱讀中出現數據和圖表，在作文中出現長篇閱讀，以及在數學中出現和短篇閱讀差不多長的題干。那么如何深入理解“復合(Integrated)”這個概念，并改變教學呢?
作為留學考試從業人員，很多老師第一次見到“復合”這個概念，應該是在基于網絡的托�？荚�(TOEFL iBT)出現以后。在此之前，常見的英語考試更傾向于每個試題模塊只考一個單項的技能。比如，老托福的聽力只考察聽力，聽并選擇最佳答案;閱讀就只是讀文章;語法題只考語法;作文只考寫作文。在2005年末開始，新托�？荚�(TOEFL iBT)采用了“復合技能(Integrated Skills)”這樣的表述。簡單的說，托福iBT把聽、說、讀、寫四個技能混合在一起來考，例如：口語題目要求學生先閱讀短文，再聽一段聽力，然后把兩者結合，并回答問題。這些都已經是舊聞，詳情可以搜索2005-2006年關于新托福的各種解讀。
應該說，新托�？荚嚹M的“復合技能”場景，更接近于英語在實際語境中的運用。但是為什么測試設計者花了這么長的時間，才走到這一步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比較簡單的一個切入點是從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來做一些解釋。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方法可以簡單粗暴的分為兩個大類，即“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和“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分別代表了對這個世界的兩種看法和研究思路。這兩個詞組的傳統中文翻譯并不好，因為“定量”容易讓讀者誤以為“確定學生的詞匯量”就是定量研究;而“定性”容易被誤解為“確定一個學生是不是好學生”。弄明白這兩個概念，無論對于教師改善教學，還是學生準備出國讀書都是至關重要的，甚至可以讓你“三觀顛覆”。
我們先從最近100年來占壓倒性優勢的定量研究開始。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的核心是：用數字來表達。Adrian Holiday (2012)在他的Doing and Wri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一書中，寫道：“Quantitative research concerns counting.”翻譯過來，就是“定量研究與計數有關”。比如，最簡單的定量研究可以是“英語中以a結尾的單詞占的百分比”。那么研究方式就是把英語中所有的單詞都數一遍，再把所有的以a結尾的單詞數一遍，剩下的用小學數學解決。但是有些研究就沒那么簡單的，比如“***培訓機構的SAT教學是否有效?”。這可以是一個定量研究。比如采用實驗方式，尋找兩組學生做樣本，一組接受***培訓機構的培訓，另一組不接受培訓，然后用培訓前測試和培訓后測試做統計分析和對比。當然，你很快會發現這種方式的局限，那就是數據污染和脫離現實。比如，實驗中的***機構選擇的老師是否能代表它的平均水平?實驗中的測試是否有效?兩組志愿者的身份，年齡，社會背景，經歷，接受實驗時的成績，這些都可以成為干擾實驗結果的變量。那么如何增加實驗精度?我想你已經有了答案，那就是控制變量的數量。最好每組實驗所有條件被限定好，只有一個變量，這樣結果才有意義。但是條件都控制住了，就更加的脫離現實，說不定學生在***培訓機構本來可以學的好，放到實驗室反而學不好了。
定量研究的世界觀把世界看成由無數線條構成，每次抽取一根線來弄明白。近百年的時間里，學術界對這種世界觀可謂癡迷。這種世界觀注重邏輯思維，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數學的形式邏輯，這可謂是邏輯學的巔峰之一。我想牛頓在寫《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時候沒有想象到后人對數學表達的癡迷程度，更不會想象到研究人的思想行為的社會科學也爭相用數學表達。馮特(Wilhelm Wundt)當年對于心理學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用數字的方式來表達人的感覺。比如，他測量了兩個探針在手的皮膚上距離多近的時候，人會把它們當成一個點。
這種思路下的語言考試自然是能拆分就拆分。考試本身也可以看作一個實驗，樣本(考生)被指引去產生一系列行為(答題)，得到一個結果(實驗數據)。那么，肯定是變量越少，結果越精確。問題來了，越精確，就越脫離現實。
那么“復合”這個概念，肯定代表的是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不錯，就是“ 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的思維方式。定性的真正意義在于拋棄形式邏輯，“歡迎變量而不是控制變量(Holliday，2004)。”也就是說，定性研究會認為世界才不是專家們想象的那樣有條有理，而是神秘的，亂七八糟的一團，單線條的邏輯根本行不通。比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一位教授在某一次高考英語改革之后做了一個研究，目的是看看高考的改變到底改變了英語教學沒有。因為當時的改革增加了交際英語的考察點，從邏輯上來說，反撥效應(考試對教學的影響)和考試有邏輯上的因果關系，所以教學也應該跟著相應改變。但是定性研究的結果卻表明，中學老師們并沒有改變原有的教學方式。當然，從我的老師和學生朋友那里得到的一些信息也表明，教育部門倡導的教學改革，很多最后都變成了“公開課表演”，大家都懂的。
這種把現象放回世界舞臺的思路影響了人們對語言的認識。嚴格的狹義語言定義(語言即有規則的符號系統)，不能完全解釋語言在使用中的現象。
有個叫Dell Hymes的語言學家，使用了定性研究中的一個研究方法(ethnographic exploration)，首次提出了 “交際語言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后來又諸多變體，為了便于理解，我使用Canale & Swain (1980)以及Canale (1983)兩次研究中提出的交際語言能力的四個組成部分：1)語法能力：規則和詞匯;2)社會語言能力：得體;3)策略能力：正確的使用溝通策略;4)語篇能力：通順和連貫。這不是唯一的定義，跟托�？荚囮P系最近的定義可能是Bachman在1990年的《語言測試要略》一書中的定義(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本文不再贅述。重要的是，這個定義突破了狹義語言定義，讓語言和語境的關聯得到了承認和重視。
在這種思路的引導下，語言現象被放回到語境里做觀察。由此，學術界對語言的認識從單一的規則符號，逐漸轉變到復合的能力體系。托福iBT之前，就已經有過一個TOEFL 2000 Project(相見ETS公布研究文獻)，對測量交際語言能力做了大量的研究。在2005年開始，托福iBT開始大規模采用模擬現實語境的試題，自然，技能的復合考察就成了必然。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SAT也正在經歷一個相似的過程。在過去的SAT考試里，語言能力，思維能力，數學和文學知識都是相對獨立的考察項目。但是如果我們使用定性研究的思維方式，不難想到，在真實的大學環境下，這三者很有可能會同時用到。
在未來的語言和SAT教學里，教師要摒棄單個技能和知識拆分教學的模式，更加需要注重的是在真實的語言以及知識的使用環境下，學生如何使用老師所教授的知識。“翻轉課堂”就是一個不錯的嘗試方式，學生模擬在獨立做研究時的工作方式：確定問題，查閱資料，分析過去的研究為何沒能解決問題，再提出新觀點。老師在課堂上起的是指導和突破學生思維障礙的作用，畫龍點睛。
事實上，明白了定性研究的思路，配合著定量研究的思路，中國的老師可以創造出更加適合中國學生的教學模式，教育出更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下一代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