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工資怎么漲

職工工資怎么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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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分別增長了8.8%、9.9%�？扇藗儗τ谑杖敕峙涞�“怨聲”也依然不斷。

　　“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到2015年，集體合同簽訂率達到80%”;

　　“有效解決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來自黨的十八大和政府工作報告的“利好消息”，讓人們對“收入培增”充滿期待，更成為今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特別關注的熱門議題。

　　問題：錢包鼓了，怨聲大了

　　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就在這一天，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陳榮書委員看到一份“廣大職工高度關注全國兩會”的信息，收集了來自職工的“十盼”。其中，提高收入排在第一位。

　　5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分別增長了8.8%、9.9%。可人們對于收入分配的“怨聲”也依然不斷。

　　“我國職工的收入水平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不相適應，特別是一線職工收入水平偏低問題較為突出。”據陳榮書委員介紹，2012年職工隊伍狀況調查數據顯示，70.3%的受訪職工認為工資水平“一般”或“不滿意”。

　　陳榮書委員同時發現，近年來，因勞動報酬、社會保險、福利待遇等原因引發的勞動爭議案件也在持續上升。

　　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日益加劇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推動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工會組織責無旁貸。”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張世平委員語氣堅決。

　　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李濱生委員認為，伴隨改革開放程度的加深，收入分配不公日益凸顯，并愈發成為制約發展、影響民生的重要問題。“我們必須正視它，并努力推動分配的天平向一線職工傾斜，縮小收入差距，從而推動改革順利進行。”

　　這種差距不僅出現在地區、城鄉之間，更出現在社會各階層中。工會界政協委員們發現，近年來，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漸拉大。在企業經營者與勞動者，特別是國企高管和普通工人中的收入差距更備受詬病。數據顯示，我國基尼系數已激增至0.474，超出國際公認0.4的警戒線。

　　“黨的十八大提出‘收入翻番’，我理解‘翻番’的應是居民能自由支配使用的收入。”在張世平委員心目中，“翻番”應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她認為，無論是涉及擴大內需，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應體現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的準則。

　　“分配問題，不僅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否則，蛋糕做得越大，分配失衡越嚴重。”李濱生委員認為，收入分配問題理順了，許多問題也將迎刃而解。

　　關鍵：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

　　“縱觀改革歷程，曾經對財富增長與財富積累發揮重大作用的利益分配格局逐漸失衡�，F在應當形成一個新的共識，就是必須把‘合理分配財富’置于與‘盡可能地創造和增加財富’并重的位置上來考慮，只有更加重視財富的合理分配，才有利于財富的繼續增長和積累。”兩年前的全國兩會上，作為社會保障領域的知名專家，全國人大代表鄭功成說了這段話。

　　時至今日，“合理分配財富”依然是一個正在破解的難題。

　　全國總工會經審會主任李世明委員認為，當前，我國職工的收入水平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不相適應，特別是一線職工收入水平偏低問題較為突出。

　　國際上最低工資標準一般相當于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但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以2012年最低工資與2011年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相比為例，全國31個省(區、市)中，即使以目前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檔與當年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計算，達到2011年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40%以上的只有新疆、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吉林、福建等7個省份，多數地方仍然低于這一標準。

　　工會界委員們注意到，在一些地區，最低工資標準被部分企業當作工資標準。李世明委員表示，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這樣的工資至少應該考慮職工生存、發展和養家糊口的問題。”

　　“我們主張最低工資年平均增長達到13%以上，到2015年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應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不過，全國總工會辦公廳主任、宣教部部長李守鎮委員也表示，最低工資是溫飽線，做大職工工資這塊“蛋糕”，需要有更多的參考值。

　　李濱生委員認為，職工的工資收入應該與四條線掛鉤：GDP、勞動生產率、企業效益以及物價水平。

　　但如何在工資分配上體現這樣的掛鉤呢?

　　“在‘強資本、弱勞動’的社會環境下，只有通過平等協商確定工資分配，提升勞動者在企業內部分配關系上的話語權，才能充分表達職工訴求，及時回應職工關切，確保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陳榮書委員直言。

　　破題：集體協商定工資

　　工會界委員們一再強調，工資集體協商是預防和化解勞動關系矛盾的有效途徑。

　　“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對于逐步提高職工工資收入、穩定勞動關系具有基礎性作用。”李守鎮委員表示，從國內外的實踐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規范勞動關系雙方行為的重要手段，能夠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間形成一種解決利益矛盾、化解利益沖突的調節機制，暢通雙方溝通的.渠道。

　　“工資集體協商工作要堅持抓兩頭、促中間，也就是一手抓非公企業，一手抓世界500強在華企業。”據李守鎮委員介紹，全國工會正在積極穩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特別是通過開展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確保到2013年底已建工會組織的企業80%以上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到2015年集體合同簽訂率達到80%。

　　李濱生委員認為，工資集體協商不僅要在非公企業談，也可以在國有企業談。“國有企業完全可以在工資總額框架之內協商，高管拿多少，職工拿多少，大家坐在一起協商。這有助于使企業內部分配更趨公平、合理。”

　　不過，通過長期調研，陳榮書委員發現，我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大規模探索實踐僅有幾年時間，還有許多亟待健全完善之處。“如集體協商社會共識尚待形成，法律法規有待完善，協商程序和協議內容需要進一步規范，等等。”

　　推進這項工作，需要政府、法律、企業乃至勞動者自身共同“給力”。

　　“建議盡快開展國家層面集體合同立法，解決目前相關法律法規過于原則化、缺少強制性的問題”;“建議由政府牽頭，組織企業工資收入分配問題研究，比如可以出臺《國家行業職工工資條例》”;“建立工資指導線制度，定期發布行業工資增長指導標準，引導企業合理確定職工工資水平和增長幅度”;“應當盡快建立勞動生產率測算和發布制度、薪酬調查和發布制度”;“采取稅收傾斜、政府補貼等措施，扶持中小非公企業發展，使其不至于因提高勞動成本而破產”……

　　全國政協委員們為“保障職工工資穩定增長”建言獻策，他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看到全社會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讓廣大勞動者“錢包鼓了，怨聲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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