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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60%的網絡從業者月薪不到六千
“工作這么累，花錢的時候就不想再難為自己了。”今年是28歲的邱琪在北京某互聯網巨頭工作的第三年。2012年，她從傳媒類專業畢業后不久，就進入這家互聯網公司做產品經理，經歷了多次考核和升級，現在收入比許多同學高。
“互聯網公司給的多，但我們拿的是辛苦錢。經常要加班到深夜不說，項目壓力、溝通壓力此起彼伏，回到家一句話也不想說。”邱琪很無奈地說。
經過近20多年發展，中國互聯網行業快速更迭，崛起的一批又一批行業巨頭，細致入微地改善了人們生活，更激發了年輕人的創新觀念。然而，光鮮背后，在快速迭代的壓力和充分競爭的環境里，許多年輕從業者看似思于千里之外，實則疲于灶臺之間。
正如北京團市委“北京青年1%抽樣調查”顯示，北京互聯網從業青年群體約61.9萬人，月均收入6228.5元，遠超其他行業，但49.6%日工作時長超8小時，55.4%拿不到加班費，說明高端行業并不代表高端就業。
青年網絡從業者是高學歷、年輕態的知識密集型藍領
調查揭示，從人口學特征上來說，73.0%從業者年齡在28歲以下，平均年齡為26.7歲;67.0%為本科以上學歷，其中研究生占12.2%;65.1%從業者為外地戶籍。
在崗位分布上，像邱琪那樣的產品崗并不多，19.3%是做編輯，11.7%為開發，還有11.3%是運營人員。整體顯示，僅有34.0%的人能按標準拿到加班費，進而呈現出高月新低時新的特點，是典型的知識密集型藍領。
王霏是畢業剛滿一年的新聞專業本科生，現在在一家2014年8月才成立的自媒體公司做文字編輯，主要負責為公司微博、微信、博客等平臺信息編輯發布。
“雖然公司正在平臺構建的摸索階段，不像大公司要求那么嚴格，但是一有新項目投入，加班加點就是常態。新項目開啟前一個月最忙，每周只能休息一天，每晚至少要加半小時。是義務性質的，沒有加班費。那段時間精力總恢復不過來，覺得周末跟沒休息過似的。”
調查還揭示，該群體人均月支出達到4301.9元，其中生存性支出比例較大，房租或房貸就占據了42.5%，人均月支出占月收入的七成以上的人數達90%以上，基本屬于收支雙高的“窮忙族”。而且，住房狀況不穩定，擁有自購住房者僅占25.6%，而其中又有67.8%是北京戶籍，即非京籍網絡從業青年購買住房的人僅占網絡做作業青年群體12.3%。租房者的平均月租金是2146.6元。
王霏最近換了個離公司近一些的住處，“交通比較方便，居住條件不錯，當然租金也漲了不少，之前的房租是2000元，現在漲到3600元。”她原來要在路上耗費3個多小時，加上項目運行初期工作壓力比較大，每天都覺得非常疲憊，“好在工作本身能消化掉這1600元差價，工資還算能滿足我的心理預期”。
事實上，該群體中位數，眾數超過六成的人處于租房狀態，其中合租方式占72.7%。過半的人和王霏的情況差不多，租住面積在20平方米以下，其中合租方式占72.7%。40.2%的人近3年有兩次以上搬家經歷。
因為在空間分布上，64.2%的人居住在四環外，其中住在五環外的高達39.6%，因此，44.6%的人“在路上”的單程時間超過1小時，遠高于其他從業者水平。
高收入是少數，壓力大是多數
報告顯示，從業者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比例高，占到63.7%，而萬元以上的占到13.6%，高收入比例高于從業青年整體水平月收入的眾數和中位數都是5000元，差距不小。而且，大企業比小企業工資高10.0%左右，研發類崗位是運營、編輯類薪酬的4到5倍。
對于職業和崗位預期，很多從業者表示并不明朗。究其原因，一來是行業本身的崗位收入呈馬太效應，兩極分化;二來則是個人職業流動和發展瓶頸并存。
調查發現，網絡青年工作流動性也大。3年里52.5%的人都更換過工作，對工作的滿意度僅為11.2%。然而，由于互聯網行業的特殊性，大部分仍在低端層面“換湯不換藥”。行業與時俱進讓知識結構和技能時刻面臨考驗，一位青年感慨道，“一入IT深似海。”
跟王霏一樣，蕭煌也是畢業剛滿一年的往屆生，目前在一家新興科技公司做PC端應用開發工作。雖然就業時間不長，但是他前后已經換過3次工作。
“第一份工作是在濟南的一家電腦公司做程序員，覺得每天都只是寫代碼，沒什么前途，正好一個比較有名的女裝網絡品牌在招網站運營管理員，我就趁機跳槽了。”蕭煌的前兩份工作持續時間都不長，第一份工作只有半個月，第二份工作也只維持了半年，“跟濟南地區相比，上海北京的工資水平會明顯高一大截，想去大城市打拼一下”。
網絡里的積極分子，現實中的宅獨青年
就從業者的個性來說，一方面，在網絡世界里，他們是積極分子，是網絡改變生活的推動者。66.7%的人會關注或參與過“人肉搜索”、網絡簽名、網絡聲援等網絡世界的群體性活動。32.5%的人寫過高關注帖子，16.2%人的評論在微博中被大量轉發過。
另一方面，對網絡的高度依賴，讓41.2%的人在閑暇時仍選擇“宅”著上網，然而，網上的“大拿”和“紅人”的魅力卻沒法延伸到線下，現實中比較低的社會化程度，出現了67.5%的被調研者在京好友不超過5人的局面，且當中85.2%都是同學、同事和同鄉。
25歲的崔光范目前在某著名搜索引擎公司做技術崗的工作，身為一名程序員的他同時也是社交媒體重癥依賴患者。每當網上有一些例如微笑日、跑步計劃之類的群體性號召活動時，他總會大量轉載進行刷屏服務。
“網絡讓個人的聲音大了很多。我大學的時候曾經做過公眾營銷號，是面向動漫愛好者的。”在崔光范看來，網絡號召力都是通過投錢投精力運營出來的，偶像效應也會有一定效果。“在有了龐大的粉絲基礎之后，有時候你說的一句話都可能會產生巨大的作用�，F在雖然改做技術崗的工作，個人社交媒體也式微了，但還是希望能給人以積極的影響”。
邱琪意識到了自己現實社交缺乏的問題，于是循著自己的興趣，參加了烘焙工坊的培訓，結識了一批工作上各顯神通、周末親如家人的好友。“我還會加入公司的興趣小組，周末約同事爬靈山，或者去打羽毛球。”在邱琪看來，網絡時代都贊同主動選擇的自由，然而人往往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者會有哪些奇遇與啟發，“所以，不如去更為豐富真實的現實中尋找靈光和安慰”。
總的來說，只有12.8%的從業者對自己的狀況不滿意。61.2%的人會為了提升自己而參加繼續教育，3.9%的人具有自主創業意愿。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他們都對自己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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