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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是最好的利己
利他是最好的利己
未到謝幕，“臺灣企業教父”施振榮宛然已是傳奇。
剛過30歲，他靠著東拼西湊的100萬元臺幣創辦了如今的全球第三大PC企業宏碁集團;60歲時，他把一手創立的宏碁集團管理大權交出，隨后轉身成為智融集團董事長。按照施正榮如今的搭檔美國達頓商學院客座教授陳明哲的說法，施振榮本人的經歷就是王道精神的最佳說明。
這個早年幫母親賣過鴨蛋的少年，從小篤信“吃虧是福”。施振榮認為，利他是最好的利己——當周圍所有人都獲得利益而自己是利益的貢獻者時，社會必然會給予我回饋，那么我的利益就是永續的。正是在這種理念下，他兼顧了各方利益，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有人評價說，他幾乎是華人世界里，把自家小企業做成了世界品牌的第一人�！敦敻弧冯s志將他評選為“與亞洲做生意不可不認識的25位人物”之一，認為其“集優秀的工程師，傳統的中國生意人，先鋒派經理人與國際企業家于一身，有遠大的理想和寬闊的視野”。
與此同時，施振榮的管理思想也受到格外的重視。他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被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為“全球25位最杰出的企業管理者”之一。如今，分布式管理、微笑曲線、再造宏碁、傳賢不傳子等與施振榮有關的案例，已經進入管理學教科書。
時隔提出微笑曲線近三十年后，施振榮奉獻了新的關注：王道精神。在他及同儕看來，所謂王道是專業與人文的結合，實際是新時代領導人需要的世界觀，所謂“內圣外王”，有霸氣但不強制，與壓迫性的霸道思維相對應：霸道可以做大，王道才可做久。
60歲那年，施振榮實踐了自己所言，退休后成立了智融集團。據他解釋，立意就是智慧融通、共創價值，也就是經驗的共享，這是他退休后的主業。金融海嘯之后，他遇到陳明哲。
陳明哲告訴施振榮：從世界的角度來看，華爾街包括整個西方，之所以發生此次金融危機，在于他們現在的體系過度資本主義化，而無法防止誠信本身的坍塌;直到今天，企業管理中也沒有加強這方面的反思。這一理念觸動了施振榮，他認為，如果中國一味學習西方的思維、跟從西方的管理文化，恐怕也會遭遇相同的問題：就是無法反思，尤其對社會的貢獻。
對比之下，施振榮的輝煌也映射另一種寂寞。這關乎中國企業管理空白。有人曾經評價，微笑曲線之外，華人企業家幾乎沒有貢獻出更多讓世界一亮的管理思想，這也是施振榮的焦慮之一。
善于分享一直是施振榮的優點，這或許也是他高于同輩華人企業家之處。他過去一直在思考，對華人企業，應該提供怎樣的高階主管?一直號稱不喜歡做別人已經做過的事、要做就要做不一樣的東西的施振榮與陳明哲“一拍即合”，決定一起做“王道薪傳班”。
施正榮認為，西方的管理思想中，一直是社會對企業由外而內的觸動：早期，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的特點是資本因素最為重要，所以他們將股東利益放在第一位;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開始強調人權，利益相關者這個概念第一次被提出;到了九十年代，西方企業開始講求企業治理，提出企業社會責任。
與之不同的是，他希望的是由內而外的王道精神，也就是說，作為企業的領導者，理念在先，創造價值在后。
而這一思路，也應和了中國崛起的大背景。席間，施振榮談到蘋果之所以是蘋果，是美國客觀的市場環境、文化環境、人才環境的機制共同作用而生。“如果今天有一家中國企業能夠做出與蘋果相同的產品，全世界是否會跟風?不會。大家只會跟隨美國走，至少美國的記者是不會來報道的。就像我當初曾經試圖告訴他們我們做得多么出色，可是他們并不理睬一樣，這是很現實的。”
這個普及王道精神的愿景，如此宏大而理想化，讓人敬佩而又疑惑。在日本趕超美國的時代，我們曾經看到日本第一的口號，也看到日式管理風靡一時，然而如今都成為浮云。中國式管理，會怎么發展?這看起來是一個更為艱難的挑戰，不亞于再造一個新宏碁。
不過，施振榮好像對非主流理念會遭遇的困境已經有所預料，他形容為“革命尚未成功”，也把王道精神普及的時間點定在三十年之后。中國式管理能否由非主流變成主流，施振榮幽默地自嘲說，希望自己能夠看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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