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邁克爾劉易斯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典禮上的經典演講推薦
邁克爾劉易斯是著名作家，其作品如Liar’s Poker、The Blind Side、Moneyball曾獲獎或被拍成電影，他演講的主題是“不要吃命運的餅干”，下面是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典禮上的經典演講內容：
感謝Tilghman主席，各位校董和朋友們，2012年級的家長們，還有最關鍵的，普林斯頓2012年級的同學們。請給自己一個掌聲吧。下一次你在一所教堂里看到大家都穿成黑色的時候，像這樣歡呼就很尷尬了。享受這一刻吧。
30年前，我坐在你所坐的地方。我一定也聽過某位年長的人分享他的人生經歷。但我已經一點都不記得了。我連是誰發言都沒印象了。而在我記憶中仍栩栩如生的，是畢業。他們告訴我你應該很激動，或者感到輕松，也許你們現在就是這樣。我卻不同。我義憤填膺：我來到這里給了他們我人生中最好的四年，而他們就是這樣報答我的——把我踢走。
在那時我只確信一件事：我對外面的世界沒有任何經濟價值。我修的是藝術史，那是我的起點。即使在當時這也被視為瘋子的行為。我為市場做的準備一定差過幾乎在座的每一個人。而現在我竟搖身一變成了富人和名人。對吧，算是吧。我將簡短的描述我是如何飛黃騰達的。我希望你們在走出校門追尋自己的事業前能夠明白，事業發展本身是多么神秘。
我從普林斯頓畢業的時候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發表任何東西。我沒有為the Prince刊物或任何人寫過任何文章。然而在普林斯頓大學，作為藝術史系的學生，我第一次有了在文學界施展抱負的沖動。這是在我寫畢業論文的時候發生的。
我的導師是個超有天分的教授，William Childs，一位考古學家。我畢業論文的題目是研究意大利雕塑家Donatello如何借鑒了希臘和羅馬雕塑——其實這跟今天的題目半毛錢關系都沒有，只是我一直喜歡讓別人知道。神知道Childs教授是怎么看待這個題目的，但他卻幫助我全心投入。不只是全心投入，根本就是癡迷。當我交上論文的那刻我知道了我這一生想要從事的事業：寫高級論文，或者說，寫書。
然后我去了論文答辯。地方離這不遠，就在McCormick廳。我等待著希望聽到Childs教授告訴我我的論文寫得多么好。但他沒有。于是等了45分鐘后，我終于問，“那你怎么評價我的寫作呢?”
“這么說吧，”他說。“千萬不要靠這個謀生�！�
所以我放棄了——其實不是。我做了所有人不知道該做什么時做的那件事：去讀研究生。我在晚上寫作，沒有造成什么影響，主要是因為我不知道該寫哪些東西。一天晚上，我被邀請參加一個晚宴，我身旁的女士是一個華爾街投資銀行的大佬的太太，那家銀行叫做所羅門兄弟公司。她基本上迫使她的丈夫給了我一份工作。我那時對所羅門兄弟公司根本一無所知。但所羅門兄弟公司恰好處在華爾街轉型的前線——轉成那個如今我們都知道并愛的樣子。
當我到了那家公司，我被幾乎隨機的分配到了一份最好的工作，使我有機會觀察這滋長中的瘋狂：他們把我變成一個衍生產品的內部專家。一年半以后，所羅門兄弟開給我數十萬美元的支票，讓我給專業投資者提供有關衍生產品的咨詢。
現在，我有東西可寫了：所羅門兄弟公司。華爾街已經變得如此的精神錯亂，它會給普林斯頓一個對金錢一竅不通的新畢業生一大筆錢來假扮理財專家。我誤打誤撞找到了自己的下一部高級論文。
我打給我爸爸。我告訴他我要辭掉這個百萬美元的工作來寫一本只有4萬美元預付款的書。電話那邊沉默了很久�！耙苍S你該再考慮一下，”他說。
“為什么?”
“在所羅門兄弟公司再干10年，賺一大筆錢，然后再寫你的書，”他說。
我根本不需要考慮。我知道知性表達的激情是什么感覺——因為在這里，普林斯頓，我曾感受過——而我想重燃那份激情。我那時26歲。如果我真的等到36歲，我將永遠無法寫成那本書。我會已經忘記了那種感覺。
我的這本書名叫《說謊者的撲克牌》。賣了100萬冊。我那時28歲。我有了一項事業，一點名氣，一筆財富，和一個新的生命傳奇。突然間所有的人都告訴我我天生就是作家的料。這太扯淡了。即使我都能看的明白，有另一種更真實的傳奇，它的主題是運氣。
那頓晚宴剛好坐在所羅門兄弟女士身旁的幾率有多大呢?空降在一個最好的華爾街公司，從而有機會寫這個時代的故事的幾率有多大呢?正好坐在一個可以俯瞰行業全景的職位上的幾率又有多大呢?碰巧遇到這樣父母，沒有與我斷絕關系，而只是嘆了口氣，說：“如果你非要這樣就去做吧”，這樣的幾率又是多大呢?有幸心中有被普林斯頓藝術史教授點燃的那種“非做不可”的激情的幾率又有多大呢?而最初能夠入讀普林斯頓的幾率又是多大呢?
哥不是在裝謙虛。哥是在有目的的裝謙虛。我的經歷表明了成功一直是如何被世人理解的。人們真的不喜歡聽到成功被歸結到運氣上面——尤其是成功人士。當他們年齡增長，當他們步向成功，他們覺得自己的成功根本就是歷史的必然。他們不愿承認機會事件在他們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這么認為是有原因的：這個世界也不愿意承認運氣的角色。
為這我寫了一本書，叫《錢球》。這表面上是寫棒球，其實是在寫別的東西。在職棒里有窮的球隊和富的球隊，他們用在球員身上的錢有巨額的差異。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職棒里最富的球隊，紐約洋基隊，在它的25名球員身上花費約1.2億美元。而最窮的隊，奧克蘭運動家隊的花費大約是3000萬美元。然而奧克蘭隊卻贏了和洋基一樣多的'比賽——超過其他那些富有的球隊。
這本是不應發生的。理論上講，有錢的球隊應該買最好的球員，并贏得所有比賽。但奧克蘭隊發現了一個秘密：有錢的球隊并不真正明白誰是最好的球員。球員們被錯估了。而他們被錯估的根本原因在于，專家們沒有在棒球成功中給予運氣足夠的重視。球員們因他們基于其他人的好表現上做的事情而得到稱贊：投手的身價由勝場決定，擊球手的身價由送壘上跑者得分決定。球員們因他們無法控制的事件而受到批評或稱贊。比如說他們擊中的球恰好落在場地的哪個位置。
放下棒球和體育不談。這里有這樣一批企業員工，年薪幾百萬美刀。他們做的事和他們行業里其他人一直以來做的事沒有任何差別。有幾百萬人評價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數據統計。但他們卻被錯估了——因為這個世界面對他們的運氣成分是瞎眼的。
就在我們的眼皮子底下，這樣的事已經持續上演了一個世紀。卻沒有人能夠注意到——直到當一個窮球隊發現這里實在有利可圖，不得不去留意的時候。所以你不得不問：如果一個百萬美元身價的職業球員可以被錯估，那誰不會被錯估呢?如果完全奉行精英主義的職業體壇無法區分好運和優異，誰又能夠區分呢?
《錢球》這個故事具有實際意義。如果你使用更好的數據，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價值;總會存在價值有待挖掘的市場低效配置，等等。但它有一個更廣泛而不那么實際的信息：不要被生活的結果蒙騙。生活的結果，雖不是完全隨機的，卻摻雜了很多運氣成分在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如果你獲得成功，你也同時曾獲得好運——而運氣帶來義務。你欠了一筆債，不只是欠你的神。你也欠那些沒你那么好運的人的債。
我特別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和這個演講一樣，這將是你很容易遺忘的東西。
我現在住在加州伯克利。幾年前，就在離我家幾個街區遠的地方，加大心理系的幾個研究人員搞了一個實驗。他們像抓小白鼠一樣找來了一批學生。然后他們給學生分組，按性別分開。每組三個男生或者三個女生。然后他們讓這樣的小組進到房間里，然后隨機選取三人中的一個作為組長。然后他們讓他們處理各種復雜的道德問題：比如說應該如何對待學術造假，或者如何控制校園酗酒問題。
在他們開始解決問題30分鐘時，研究人員們會打斷各組。他們會拿著一盤餅干進入房間。總共四塊，小組里有三個人，但卻有四塊餅干。顯然每個成員分到了一塊，但還剩下第四塊放在那兒。這本應該是個尷尬的處境。但事實并非如此。每個組的表現難以置信的一致，那個被隨機任命做組長的人拿了第四塊餅干，并把它吃了。不僅吃了，而且吃的津津有味：咂咂做響，大嚼特嚼，口水橫流。最后那塊餅干剩下的只有組長衣領上的餅干渣了。
這位組長沒有任何豐功偉績，也沒有過人的美德。他只是30分鐘前隨機被選的。他的身份除了運氣什么都沒有。但他仍然覺得餅干應該是他的。
這個實驗有助于解釋華爾街的獎金和CEO薪酬，我也確信它還可以解釋很多人類行為。但它同時也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新畢業生有關。通過某種一般性的方式，你已被任命為小組領袖。你的任命不一定是完全隨機的。但你必須意識到它的隨機的那一面：
你們是少數的幸運兒。幸運在于你有這樣的父母，幸運在于你有這樣的國家，幸運在于有普林斯頓這樣的地方，專門吸引幸運的人，把他們介紹給其他幸運的人，并增加他們更加幸運的機會。幸運在于你正處于世界歷史上最富饒的社會，處于一個沒有人會要求你為任何事犧牲自己的意思的時代。
你們都面對著那塊多出來的餅干。你們也將面對更多。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會發現你很容易覺得你本來就配得那塊多出來的餅干。就我所知，你可以這樣認為。但你可以更快樂，這個世界也可以變得更美好，如果你能夠至少假裝你不配。
永遠不要忘記：為國效力，為萬國效力。
謝謝。
祝你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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